作者： admin

唐人日报7月3日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近日突然将矛头对准美国最大穆斯林民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声称HHS正在审查有关CAIR及其加州、华盛顿州分会滥用联邦拨款、甚至与指定恐怖组织存在关联的指控。此举迅速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在中期选举压力升高、反穆斯林言论重新升温之际，CAIR正被推上政治靶场。

^{2025年9月4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华盛顿特区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

事件源于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奇普·罗伊等人的施压。罗伊此前致信肯尼迪，要求暂停CAIR及其附属机构获得联邦项目资金，并启动排除程序。他指控CAIR与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等组织存在长期联系，同时质疑其在阿富汗难民安置相关项目中使用联邦拨款的情况。肯尼迪随后在社交平台X上回应称，HHS已要求审查相关指控，如果发现欺诈、滥用或与指定恐怖组织有关联，将采取行动。

但CAIR全国总部表示震惊。该组织称，其从未申请或收到过HHS联邦资金，因此不明白为何会被公开点名。CAIR全国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表示，如果肯尼迪在公开发声前做基本核查，就会知道全国总部没有拿过这笔钱。他批评，当前没有传票、没有正式通知、没有任何调查文件，只有社交媒体上的公开指控，等同于先在舆论场定罪。

与全国总部不同，CAIR加州分会和华盛顿分会曾获得与阿富汗难民法律服务相关的公共资金。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后，大量阿富汗人逃离本国，这些资金被用于帮助难民处理移民与安置相关法律事务。两个分会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强调相关项目经过州政府遴选、审查和监督，资金使用也有记录可查。

CAIR加州分会执行主任胡萨姆·艾卢什表示，这场所谓调查的真正目的不是寻找事实，而是抹黑美国穆斯林组织，使其在以色列人权问题、美国对外政策以及反移民政策上保持沉默。他指出，CAIR长期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政策，也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挑战“穆斯林禁令”，因此早已成为右翼政治攻击对象。

观察人士认为，此事发生在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中，并非偶然。近年来，部分共和党政客不断将穆斯林组织与恐怖主义、欺诈或外部势力相连，以激发保守派选民情绪。佛州和德州此前已采取行动，将CAIR列入极具争议的“恐怖组织”名单；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也曾发表“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等言论。民主党阵营内部同样出现过类似争议，显示反穆斯林叙事正在美国政治中被反复利用。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指出，选举期间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往往会被放大，把CAIR包装成“需要调查的对象”，是一种动员基本盘的政治策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者哈特姆·拜赞也认为，政府未必需要证明指控成立，只要不断制造调查和怀疑，就足以让公众与CAIR保持距离。

目前，CAIR全国总部、加州分会和华盛顿分会均表示，尚未收到HHS正式调查通知。真正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尖锐：这究竟是一场基于证据的财政审查，还是一场打着“反恐”旗号、服务选举政治的公开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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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日报7月3日讯：美国国务院近日在中国旅行安全信息中再次提醒赴华美国公民，中国政府对微信、小红书、微博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户实施广泛监控。国务院警示称，中国地方当局可能使用他们认为“批评性、争议性或可能违法”的内容采取行动，责任不只限于发帖者，也可能延伸至承载这些内容的平台或社交空间管理者。

这意味着，在中国境内使用社交媒体，风险不再只是自己公开发布的文字、图片或视频。美国国务院特别指出，有人曾因他人在其管理的帖子评论区或群聊中发布的内容而被追究责任。换言之，一个微信群、一个评论区、一个社交账号的管理身份，都可能在特定情况下被当局视为责任来源。

美国国务院此次提醒的重点，是中国互联网环境与美国社会常见认知存在巨大差异。在美国，社交媒体通常被视为个人表达空间；但在中国，网络平台、聊天群、评论区和私信内容都可能受到安全机关、网信部门或平台审查机制的关注。国务院还提醒，许多在美国最常用的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禁止使用，这使赴华人员更容易转向本地平台，而这些平台本身又处于中国监管体系之下。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国旅行警示中的任意执法、出境禁令、国家安全审查和拘押风险相互交织。美国国务院目前对中国大陆发布的是二级旅行警示，建议赴华人员“提高谨慎”，原因包括地方执法不透明、出境禁令以及法律被任意执行。国务院称，外国人，包括商人、学者、记者、前政府人员以及涉及中国法律纠纷人员的亲属，都曾因所谓国家安全问题遭到询问或拘押。

美国国务院还警告，安全人员可能因美国公民发送批评中国、香港或澳门政府的私人电子信息，而对其采取拘押或驱逐措施。官方旅行信息还指出，中国的酒店房间、办公室、车辆、电话、互联网使用、电子支付和传真等，都可能被现场或远程监控；个人电脑等物品也可能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搜查。

这份提醒对华裔美国人、记者、学者、商人、NGO人员、留学生以及长期在中美之间往返的人群尤其重要。美国国务院称，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美国籍华裔或具有中国背景的人，可能面临额外审查和骚扰。如果他们使用中国证件入境，一旦被拘押，中国当局可能不会承认其美国公民身份，也可能不会及时通知美国使领馆。

从表面看，这是一条关于“社交媒体监控”的旅行提示；但更深层的含义是，在中国，网络表达、私信、评论管理和群聊内容都可能被纳入执法视野。对于准备赴华的人来说，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发什么，还包括管理了什么、转发了什么、群里别人说了什么，以及手机里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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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日报7月3日讯：曾主导起诉唐纳德·特朗普的前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近日罕见公开发声，警告美国正面临一场“性质和范围都不同于他一生中所见任何情况”的法治攻击。史密斯在接受MS Now采访时表示，当前美国司法部在特朗普政府重组后，已经让法官难以继续信任其独立性和专业判断。

^{2023年8月23日，在华盛顿特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大陪审团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更多起诉后向记者发表讲话，随后离开。}

史密斯直言，司法部内部正在失去关键专业人员，尤其是那些懂得如何处理国家安全、复杂刑事调查和敏感执法事务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才流失不可能不影响国家安全，也不可能不削弱司法部履行职责的能力。

他还批评，司法部内部一些依法履职的检察官和工作人员正在被“妖魔化”和“迫害”。在史密斯看来，真正的检察官不会为了政治报复而办案，也不会因为总统或政治盟友想打击某个人，就倒推证据和法律结论。

史密斯特别提到，特朗普对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相关人员的大规模赦免，会带来严重后果。他认为，这不仅向参与者传递了错误信号，也会让执法人员感到寒心：如果有人以政治领袖的名义犯罪，事后却能得到回报，那么未来选举和公共秩序都可能面临更大风险。

正因如此，史密斯表示，他对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期选举完整性“非常担忧”。他警告，1月6日事件中的参与者可能已经从过去的行动中吸取经验，如果制度没有足够防线，类似冲击可能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

史密斯曾在2023年指控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并在离开白宫后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特朗普对两案所有指控均不认罪。特朗普重新上任后，由于司法部长期以来不追诉在任总统的政策，两起案件最终被撤销；其中机密文件案此前也曾被联邦法官以特别检察官任命违宪为由驳回。

史密斯为自己的调查辩护称，他处理特朗普案件的方式，与自己职业生涯中办理其他联邦案件并无不同，使用的是正常调查工具和标准程序，没有预设结论。但他批评当前司法部的某些做法恰恰相反：结果似乎先被政治决定，程序只是为了找到通往这个结果的路径。

他还提到，司法部近期针对前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莱蒂西亚·詹姆斯的案件被驳回，因为提起案件的美国检察官任命被认为无效。史密斯认为，这类案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总统想针对政治敌人，而身边又有人愿意不顾事实和法律执行命令。

这场采访的冲击力在于，史密斯不再只是为自己过去的起诉辩护，而是在公开警告美国司法系统可能被政治报复侵蚀。真正的问题已经超出特朗普个人案件：当司法部从独立执法机构变成政治清算工具时，美国法治还能承受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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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日报7月3日讯：围绕2020年大选的政治争议正在进一步烧向美国情报系统。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人周四致信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比尔·普尔特，警告他不要选择性解密与选举有关的情报，更不能把情报材料用于政治目的，去支持已经被多次驳斥的2020年大选阴谋论。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这封信由康涅狄格州民主党众议员吉姆·海姆斯等人发出，核心担忧是白宫正在向情报部门施压。

信中称，民主党人担心代理情报主管会在政治压力下释放片面材料，把原本用于国家安全分析的情报变成党派斗争武器。民主党议员要求，在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情报被公开前，国会应有机会进行审查，避免未经完整背景说明的机密片段被拿来误导公众。

这场争议的背景，是特朗普总统日前表示，普尔特可以解密“任何他想解密的东西”，包括与2020年大选相关的记录。路透社报道，普尔特目前临时领导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同时还兼任联邦住房金融局负责人，且缺乏传统国家安全经验。特朗普政府还在推动围绕2020年选举文件的解密行动。

民主党人最担心的是，情报文件一旦被选择性释放，可能被包装成“外国势力改变选票”或“投票系统遭操控”的证据，从而重新激活特朗普长期宣称的2020年大选舞弊说法。特朗普多年来反复声称2020年选举被操纵，但相关主张在多个法院、州级审查和官方调查中均未能推翻选举结果。

事实上，美国情报机构此前的公开评估并不支持“外国敌对势力改变计票结果”的说法。2021年解密的情报界评估指出，没有迹象显示任何外国行为者试图通过改变选民登记、投票、计票或结果报告等技术环节来干预2020年美国大选。 2024年，FBI和CISA也曾表示，没有信息显示恶意网络活动破坏了选民登记信息完整性、阻止合格选民投票、影响已投选票完整性，或扰乱计票和结果传输。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党人对“选择性解密”格外敏感。情报材料往往复杂、片段化，既可能包含已核实结论，也可能包含未经验证的线索、外国宣传内容或情报来源报告。如果只公开有利于某种政治叙事的部分，而不公开完整背景，就可能让公众误以为情报界推翻了过去结论。

这起风波已经不只是2020年旧账，而是2026年中期选举前的制度风险。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让FBI继续投入资源调查佐治亚2020年选举，另一方面又给代理情报主管广泛解密权限。民主党人认为，这可能把执法和情报机构同时推入选举政治中心。

真正的问题是：情报解密是为了让公众了解真相，还是为了把零散材料加工成政治武器？如果国家情报系统被用来重塑失败选举叙事，美国选举信任危机恐怕只会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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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日报7月3日讯：美国最高法院7月2日拒绝中止对调查记者凯瑟琳·赫里奇的藐视法庭处罚，意味着她若继续拒绝透露保密消息来源，将面临每日800美元罚款。这一决定迅速引发美国新闻界和言论自由组织警告，认为案件可能削弱记者保护消息源的能力，并让未来举报人更加不敢向媒体提供线索。

赫里奇曾任福克斯新闻调查记者，案件源于她2017年关于华裔科学家陈艳平的系列报道。报道涉及陈艳平是否与中国军方存在关联，以及她在弗吉尼亚创办的学校是否可能帮助中国政府获取美国军人信息。陈艳平曾接受联邦调查局调查，但最终没有被起诉。随后，她起诉美国政府，指控政府官员泄露其私人信息，违反《隐私法》，并导致她遭受名誉损害、仇恨邮件和死亡威胁。

在诉讼过程中，陈艳平一方要求赫里奇透露消息来源，以证明究竟是哪名政府人员泄露了相关资料。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克里斯托弗·库珀此前裁定，陈艳平查明泄密者身份的需要，超过了赫里奇主张的记者保密权。赫里奇拒绝回答后，被认定构成民事藐视法庭，并被要求每日缴纳800美元罚款，直到她配合法庭命令为止。

最高法院此次没有发表长篇意见，只是以简短命令拒绝暂缓处罚。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此前曾临时冻结罚款，以便最高法院审查申请，但这一临时保护现在已经被撤销。值得注意的是，卡瓦诺大法官表示，他会支持暂缓执行，这显示最高法院内部至少存在不同意见。

新闻自由组织批评，这一裁决等于让记者在两个选择之间被迫抉择：要么背弃对消息源的保密承诺，要么承受持续累积的高额罚款。支持赫里奇的人认为，保密消息源是调查报道的生命线，尤其在涉及政府不当行为、腐败和权力滥用时，如果记者无法保护线人，许多内幕人士将不再敢站出来。

但陈艳平律师则表示，她和任何美国公民一样，有权知道是谁非法泄露了她的私人资料。他们认为，本案不是单纯打击新闻自由，而是追究政府人员是否滥用职权、泄露私人信息。

这场争议的核心问题因此异常尖锐：当个人隐私权与记者保护消息源的原则正面冲突时，法院究竟应该保护谁？最高法院的拒绝介入，已经让这起案件成为美国新闻自由与司法取证边界上的标志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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