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日报讯:
李录：美籍华裔投资家，是美国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李录被誉为“中国巴菲特”，在查理芒格眼中，他是“一生中三个最成功的投资之一”，被外界视为芒格的继承者。
“我这一生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一个外人管理，他就是李录。”查理芒格如此评价。
作为自下而上的投资者，我们主要关注公司、估值、生意和行业。但在过去几年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宏观环境感到忧虑，悲观情绪弥漫。
当我们投资一个国家的企业时，实际上也在投资这个国家。因此，了解该国的宏观环境是必要的。
作为投资人，我们的分析需要保持客观理性，避免任何意识形态和情感偏见，以提高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测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中国和西方，或者简单地说东西方不同的发展路径，是由多种外部因素影响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理环境。中国的西面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北面是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东面和南面临海。
在农业文明时代，土地的稀缺性始终是一个主要主题。当农业经济达到土地产出的极限，无法维持人口的正常增长时，人类数量就只能减少。
农业文明中的战争通常是为了争夺更多的土地。最终的胜者是那些能够大规模动员人民的社会，即政治组织形式更为完善的社会。
中国是最早发明政治贤能制的国家，从而释放了集体的巨大潜力。这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标志，而西方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传统。
欧洲的地理环境将整个区域分割成许多小块，易守难攻。管理这些小国主要依靠以国王和贵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和国与国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因此，在现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权力从未像中国那样走向平等主义和任人唯贤。
然而，西方在地理上有一项决定性的优势。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3000英里，而中国和美洲之间的距离约为6000英里。因此，欧洲商人比中国商人更容易发现美洲大陆。
地理大发现的意义非同寻常。首先，欧洲人借此暂时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因为北美洲的土地比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冲积平原更广阔、更肥沃。
其次，新一轮的持续经济增长同时引爆了社会思想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变，最终导致了启蒙运动和伟大的科学革命。
最后，自由市场经济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引发了文明范式的转变，真正将人类文明带入了全新的阶段。
在欧洲，无论你是谁，出身如何，都可以通过努力飞黄腾达。这有助于释放个体的力量。欧洲（西方）分裂的小诸侯国和美洲大陆特别是北美的小殖民国，正是这种新文明形成的政治、地理土壤。
中西方有着长期历史渊源的、深刻的、根本性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东西方难以理解对方的原因。
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与现代西方相遇，被迫开放通商口岸。此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在半殖民地状态下艰难前行。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部分原因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与中国人组织集体、释放集体潜力的本能恰好吻合。
1978年，邓小平上台。他观察到凡是与美国关系良好的国家都变得富裕，而与苏联关系密切的国家都变得贫穷。于是，邓小平决定学习美国的市场经济道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自此，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9.4%。按实际价值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这40年间增长了37倍。
这种经济奇迹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人见证了美国的成功，通过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国数亿年轻劳动力迅速融入全球经济。
此外，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系，即所谓“三合一市场机制”，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也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贪腐、寻租、环境污染、恶性竞争和高度依赖债务的问题。
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贫富分化加剧，中产阶级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运动开始崛起。
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40年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也遇到了挑战。
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全面持久的反腐运动。政府的改革计划有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对国家社会的控制，二是实现中高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然而，大多数人只关注第一个目标，这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应。这导致了部分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失去了信心，金融市场大幅下跌。这是2018年中国接二连三发生“黑天鹅事件”的背景。
中美贸易战在这个时期爆发，无疑是雪上加霜。国际上再次流行起“中国即将崩溃”的理论。
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显著降低。中美贸易冲突固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但不足以阻止其持续增长。
刘易斯拐点是指，当工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的拐点。
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企业需要通过增加生产设备投资和提高工资来增加产出，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消费社会，国家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然而，当工资增长到一定水平，企业会将投资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投资减少，劳工收入水平停止上升或下降，进入被追赶阶段。
主要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第三阶段，而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进入成熟的经济发展状态。
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宏观政策作用不同。早期工业化阶段，财政政策通过投资基础设施、资源和出口服务，帮助新兴国家迅速工业化。
进入成熟阶段后，经济主要依靠国内消费，财政政策投资与私营部门投资竞争资源，货币政策更能有效调动私营部门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
在被追赶阶段，由于国内投资环境恶化，投资机会减少，财政政策变得重要，弥补私营部门投资不足，货币政策常常失效。
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仍有成本优势，而其他新兴国家尚未形成系统性竞争优势。政府在这一阶段运用更多宏观货币政策，支持私营企业，将有助于经济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预测未来5年、10年、15年甚至更长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技术密度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考虑到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和人均GDP及研发费用，中国的潜力巨大。我们即将迎来工程师红利时代，享受其带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富足。
城市化率是关键。中国的城市化率目前仅为55%，政府计划在未来20年内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城市化，这意味着未来20年内将有约3亿人成为新消费者，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高储蓄率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储蓄率高达45%。高储蓄率为城市化、基础建设和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充足资金，助解决高债务问题。政府下一步的目标是通过资本市场改革改变融资结构，增加股权权重，减少债务比例。资本市场改革将是解决高债务问题和提高融资效率的关键。
政府处理重大问题和危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中国政府展现了足够的弹性和实用主义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可能使政治更加稳定。尽管当前存在不满，大多数人并不愿离开中国。只要政府不改变经济改革目标，中国经济将在稳定的大市场中持续发展。
参考日韩发展经验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受儒教影响的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国经济前景具有启示意义。日、韩在政治上组织方式与中国类似，重视教育、科技和产业升级，强调国内消费，储蓄率高，具有强烈的企图心。中国可能会走出类似轨迹。
总结来说，地理位置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的发展路径不同，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中国历史上发明了政治贤能制，使其在农业文明时期领先欧洲。地理因素帮助欧洲发现新大陆，促使西方发明经济贤能制，将人类带入现代文明。
经过100多年的挫折，中国在过去40年里掌握了现代文明的精髓，即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时依靠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治理优势。
今天的中国已通过刘易斯拐点，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工资、消费、储蓄和投资水平相互追赶，创造中产阶级消费社会的良好环境。
中国的文化和政策使其有可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度发达国家行列。这包括持续的科研投入，高等教育劳动力尤其是工程师群体的扩大，推进城市化进程，高储蓄和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巨大的国内市场。
作为基本面投资人，我们为什么投资中国？因为我们仍能发现一些优秀龙头企业，它们比西方同类公司更便宜，且增长速度更快。这就是我们在中国投资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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