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是朱镕基，2026年8月12日上午11时06分，北京，我的生命在这一天走到了终点。
消息传出后，人们重新翻出那些已经泛黄的照片：我在上海主持工作时站在浦东的土地上，我在国务院会议桌前皱着眉头，我在记者会上面对中外记者，我在九八抗洪期间查看灾情，也有人重新找出那些流传多年的讲话，说我脾气急、讲话硬、眼里容不得假账。几十年的政治生涯，最后被浓缩成履历上的几行文字：192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历经政治运动和长期沉浮，改革开放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至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再复杂的人生，到最后都会变成几个时间、几个职位和几项改革。但如果让我自己重新讲一遍，我更愿意从那些数字和职位背后的日子说起。
我是朱镕基。1928年10月，我出生在湖南长沙。父亲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母亲也在我幼年时离世，我由亲属抚养长大。这样的童年谈不上完整，却很早教会我一件事情：人不能总指望别人替自己安排命运。长沙是一个有烟火气的地方，街巷里有叫卖声，也有戏园里的锣鼓声。家里长辈喜欢京剧，会拉京胡，我也跟着听。后来我做了几十年经济工作，人们记得的是我盯着财政数字、银行坏账和企业报表的样子，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晚年最喜欢重新拿起来的东西，恰恰不是文件，而是京胡。政治人物被公众认识时，总是穿着西装站在主席台上，可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早在没有权力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少年时代的孤独、对读书的依赖、对秩序的敏感，以及那种不愿轻易向生活低头的倔强，都一直跟着我。
194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在清华读书的经历，对我后来处理经济问题的方式影响很深。我学的是工程。工程师面对机器，不太相信漂亮话。一台机器能不能运转，不是靠口号判断的；线路是否正常、电流是否稳定、故障出在哪里，都必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查。后来我进入经济管理部门，也总习惯追问同样的问题：财政收入究竟是多少，银行账面上的资产究竟值多少钱，企业亏损到底有多严重，投资项目有没有效益，报上来的数字是真的还是假的，政策从北京发下去以后到了省里、市里、县里，究竟有没有人执行。有人后来总结我的性格，说朱镕基喜欢数字，不喜欢套话。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工程教育留下来的习惯。我始终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连真实数字都不知道，就谈不上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进入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年轻时，我曾经相信，只要认真做事情，事情总能有答案。后来我才明白，政治生活远比工程复杂。上世纪50年代，我卷入政治运动，政治生涯遭遇重大挫折。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远离重要岗位。“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又被下放劳动，1970年至1975年在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度过几年。一个年轻干部突然离开原来的工作环境，在完全不同的处境中生活，很难没有怨气。但那段经历后来反过来影响了我对官位的认识。一个人今天坐在办公室，明天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今天有人围着你讲话，明天也可能没人理你。职位不是永恒的。一个政治人物如果把自己的价值全部建立在职位之上，一旦位置没有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这种经历也让我后来特别厌恶官场中的另一种现象：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却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说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我重新进入经济管理岗位。那时候中国真正开始面对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过去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需要，但市场经济究竟应该怎么搞，没有现成答案。今天回头看，很多事情似乎顺理成章，可在当时，每一步都存在争论。价格能不能放开？国有企业能不能自主经营？银行到底应该像行政机关一样发钱，还是像真正的金融机构一样考虑风险？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怎么调整？国外资本能不能大规模进入？这些问题都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运行方式的改变。我属于改革派，但这种“改革派”和很多西方媒体当年理解的自由主义改革派并不是一回事。我支持市场机制，支持竞争，也支持扩大对外开放，但我从来没有认为市场能够取代国家，更没有把西方式政治制度当作中国改革的目标。我所相信的，是在中国现有政治体系内部，通过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通过强有力的政府能力维持秩序、控制风险、推动转型。这也决定了我后来很多政策的特点：经济上敢放，行政上却往往要求更强。
1980年代末，我到上海工作。那时的上海远没有后来那么耀眼。城市人口庞大，工业基础深厚，但基础设施欠账严重，城市建设长期滞后，交通、住房、能源、环境、菜篮子都存在问题。市长这个职务听起来很大，实际上每天面对的事情非常具体：工厂有没有电，公交车堵不堵，居民冬天有没有煤，市场上有没有菜，财政还有多少钱，哪个项目拖了半年没有开工。我在上海养成了更直接的工作方式。开会时我不太喜欢听长篇汇报，总要追问：事情为什么没办？谁负责？什么时候办完？钱花到哪里去了？有些干部觉得这种问法不给人留面子，但在我看来，政府如果天天只讨论态度，而没有人对结果负责，最后承担后果的还是普通市民。
上海时期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浦东。今天的人看浦东，很难想象当年黄浦江东岸大量地区的样子。开发浦东不是简单盖几栋高楼，而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次制度实验。上海需要重新进入国际经济体系，需要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的全面重构。浦东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醒目的象征之一，但任何一个参与过那段工作的人都会知道，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剪彩时才发生的，而是在无数次争论、协调和风险判断中发生的。也是在上海工作期间，我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那是整个国家最敏感、最复杂的时刻之一。后来外界经常试图从上海的处理方式判断我的政治立场。但如果站在当时的位置上，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防止局面进一步失控。我的改革思想始终有一条非常清晰的底线：改变必须在秩序中进行。对我来说，改革与稳定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词。
1991年，我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那几年，中国经济迅速升温。地方争相投资，开发区遍地开花，银行信贷扩张，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所有人都觉得发展速度越快越好，但宏观经济有自己的极限。当每个地方都认为自己的项目必须上、每家企业都认为自己应该拿贷款、每家银行都愿意把钱放出去时，从个体角度看似乎都有理由，可整个经济系统可能已经开始失控。1993年，我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推动金融整顿和宏观调控。有人说我那时候像踩急刹车的人。这个比喻并没有错。问题是，当一辆车已经越来越快，前面又开始出现弯道时，如果所有人都只喜欢听“继续加速”，最后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
那一轮调控中，我们压缩过热投资，整顿金融秩序，清理企业之间的“三角债”，控制通货膨胀，强化银行纪律。后来宏观经济实现了所谓“软着陆”。与此同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提高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比和宏观调控能力。这项改革对后来中国经济运行影响极深。没有稳定的中央财政能力，跨区域调节、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转移支付和全国性政策都很难长期实施。但几十年以后回头看，也必须承认，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新调整以后，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任务和公共服务责任依然很重，地方因此不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后来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和债务扩张形成复杂体系，不能简单归罪于1994年的改革，却也不能说当年的制度设计与后来的结构变化完全没有关系。改革从来不是把所有问题一次性解决，而是解决当时最危险的问题，同时把一些新的矛盾留给未来。
1998年3月，我出任国务院总理。那一年我已经69岁。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开始退休，我却走进了中国经济转型最艰难的阶段。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席卷东亚，中国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政府机构庞大，财政压力沉重，住房制度也必须改变。同一年，中国还遭遇严重洪灾。那个时期的国务院几乎没有什么轻松的选择。改革已经走到了这样一步：过去能够依靠增量发展回避的问题，现在必须直接处理。
国有企业改革尤其如此。长期以来，很多国企不仅承担生产任务，还承担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甚至学校等社会职能。企业亏损以后，银行继续贷款，地方政府继续支持，职工仍然依靠单位生活。这套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其逻辑，但进入市场竞争以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企业如果永远不能退出，银行贷款最终就会变成坏账；银行如果永远按照行政命令放款，金融体系迟早会出问题。因此我们推动“抓大放小”、企业重组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对长期亏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进行兼并、破产或者调整。
今天回头看，那场改革最不能被轻描淡写的，就是下岗。宏观经济报告里可以写“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但下岗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几个字。一个在工厂工作二十年的四十岁工人，突然失去岗位，回到家以后要面对的是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和全家的生活。很多东北、华北和老工业城市的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震动。后来中国国有经济效率改善，银行体系风险降低，大型国企重新建立竞争力，这些都是改革的结果；但一代产业工人承担的成本同样是真实的。作为推动这场改革的总理，我不能只承认成绩而不承认代价。任何严肃的历史评价，都必须把两者放在同一张纸上。
这也是我后来越来越清楚的一件事情：政治人物嘴里的“阵痛”，落到普通人身上，可能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人生。改革者很容易站在宏观视角解释为什么必须改变，而真正困难的是，怎样让承担代价的人仍然能够生活。因此在推进国企改革的同时，政府开始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推动再就业。这些制度当时并不完善，却意味着中国过去由单位包揽一切的社会保障结构开始向社会化保障体系转变。改革不仅是把旧制度拆掉，还必须在旧制度拆掉以后给普通人留下能够站立的地方。
住房制度改革同样如此。过去城市职工主要等待单位分房，住房既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极其稀缺的资源。住房商品化以后，家庭可以购买住房，银行按揭逐渐发展，房地产市场迅速成长。这项改革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也成为后来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二十多年以后，高房价、土地财政、房地产金融风险又成为新的问题。有人因此把后来房地产市场的一切矛盾都追溯到1998年的住房改革，这种判断过于简单。1998年需要解决的是福利分房效率低、住房严重短缺和财政、单位难以持续承担住房供给的问题。后来房地产逐渐演变成地方财政、金融信贷、城市土地和家庭财富高度捆绑的体系，是更长时期政策累积的结果。但这也提醒改革者：任何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形成新的利益关系和运行惯性，政策的长期后果往往远远超出设计者最初的想象。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还有一件事深刻改变了中国此后的二十多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并不容易。国内很多行业担心开放后无法同外国企业竞争，一些部门不愿意放弃原有保护，国外谈判方同样提出大量条件。我坚持推进，是因为我认为中国企业不能永远躲在保护墙后面。长期保护也许能让企业暂时舒服，却很难逼出真正的竞争力。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几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外资进入和全球供应链地位迅速变化，大量沿海城市和制造业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今天回头看，加入WTO显然不是一个只有收益没有代价的决定。全球化带来资本、技术和市场，也带来竞争、产业调整和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但如果问那个时期中国是否应该继续走向世界市场，我至今仍然会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我担任总理那几年，公众对我的印象常常比政策本身更加鲜明。记者会上我说话快，表情严肃，有时候回答得很直接；开会时发现虚假数字，我会发火；遇到重大工程质量问题，我也会公开批评。久而久之，“朱镕基脾气大”变成了一个公众标签。我并不否认自己脾气急。时间紧、问题多，而一些干部还在那里讲空话，我很难耐着性子听完。但晚年回头看，我也明白，一个国家不能依赖某一个领导人拍桌子来治理。一个强势总理可以在几年之内推动改革，可以要求干部提高效率，可以处理一些积压问题，但真正可靠的治理必须依靠制度。财政要透明，数据要真实，权力要受到监督，错误要有人负责，这些东西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性格维持。个人清廉也不能代替制度反腐，个人魄力同样不能成为国家治理永久的发动机。
这可能也是评价我这一代技术官僚时最值得思考的地方。我们非常重视能力、效率和执行力。面对经济转型，一个懂专业、敢负责、能推动行政系统运转的人确实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但这种治理方式也有明显边界。如果整个系统过度依赖个人能力，那么当这个人离开以后，许多东西是否还能继续？如果政策主要依赖行政命令推动，制度本身是否已经足够成熟？我一生相信市场，也相信强政府；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僚体系推动改革；希望政府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却又在危机时期强调强有力的宏观控制。这些看上去互相矛盾的东西，其实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改革最真实的政治逻辑。
2003年3月，我卸任国务院总理。离开中南海以后，我给自己定下一条很明确的原则：少谈工作，不干预现任领导人的决策。我曾经对来访者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开玩笑说自己已经是“一介草民”。这并不完全是谦虚。一个曾经担任总理的人，即使退休以后没有任何正式职位，他的一句话仍然可能被外界解读成政治信号。如果前任领导人不断评价现任政策，不断通过旧部施加影响，很容易形成看不见的权力中心。因此真正的退休，不只是从办公室搬出去，还包括放弃继续指挥的冲动。政治人物懂得如何得到权力并不稀奇，真正困难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
迈入晚年，我的生活重新变得具体。我读书，看报，听戏，拉京胡，同家人和老朋友相处。夫人劳安陪伴我多年，我们都喜欢戏曲。有人来家里，偶尔会看到的不是一个正在研究国家经济政策的前总理，而是一个拿着京胡练习的老人。那种画面与公众熟悉的朱镕基形成很大反差，但对我来说反而很自然。年轻时候没有条件过的普通生活，到晚年终于重新回来。一个人曾经每天面对几百页文件，决定的事情可能影响几亿人的生活，到最后却发现真正能够陪伴自己的，无非一本书、一杯茶、一段戏曲和家人的声音。
不过，我并没有完全从公共记忆中消失。2009年，《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2011年，《朱镕基讲话实录》陆续出版；之后又出版了有关上海工作时期的讲话记录。这些书实际上构成了我晚年最重要的一种公共表达。我很少公开评价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把过去的讲话、批示、会议记录整理出来，让读者自己看当年发生过什么。我没有通过退休后的政治评论继续介入现实，而是选择留下历史材料。这种做法本身也说明了我的性格：与其让别人替我概括，不如把原始记录摆出来。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判断后来证明有局限，都可以让后人评价。
这些书带来了数量可观的版税。我没有把它们全部留给家庭，而是投入助学公益。相关资金用于贫困地区教育和学生营养等项目。基金会没有直接用我的名字，而叫“实事助学基金会”。“实事”这两个字很符合我一辈子的习惯。改善教育很宏大，但如果落实到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每天能不能吃上一个鸡蛋、喝上一杯牛奶，事情就变得可以检查、可以追踪。我做经济工作几十年，到晚年仍然相信同样的原则：任何宏大的目标，最后都必须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政策如果不能改变具体生活，再漂亮的数字也没有意义。
我晚年的低调也引起过各种解读。有人认为这是刻意保持政治距离，也有人从我整理出版旧讲话中寻找对现实的暗示。对于退休政治人物来说，这种猜测几乎无法避免。但如果把我的晚年放在整个一生中看，其实并没有那么神秘。我经历过失去职位，也经历过重新掌权，因此比很多人更清楚权力不是个人财产。退出以后不公开干政，是一种边界；整理历史材料，是保留记录；把出版收益转向公益，则是另一种生活选择。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构成了我晚年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今天要重新评价朱镕基，也不能因为死亡而把历史写成悼词。我的改革改变了中国，也留下很多争议。国企改革提高了经济效率，却让大量工人失去原有岗位；分税制增强了中央财政能力，却伴随着此后长期存在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张力；住房改革解决了福利分房时代的许多问题，却开启了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的时代；加入WTO让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也让中国更直接面对全球竞争和外部风险。我强调整顿金融纪律、打击假账和政府效率，但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所有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一个政治人物能够解决的，永远只是一个时代的一部分问题。
我也从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人物。我希望政府更加有效，希望官员说真话，希望经济更加市场化，希望企业接受竞争，希望中国更加开放，但我的改革始终以维持国家秩序和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为重要前提。我相信市场，却不迷信市场；相信开放，却没有主张放弃国家控制；痛恨官僚主义，却仍然把强大的行政体系当作推动改革的重要工具。如果一定要给朱镕基一个政治定位，与其说我是“自由派”，不如说我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体系内部具有强烈技术官僚特征的经济改革者。我的目标不是建立另一套政治制度，而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让国家运行得更有效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很多人怀念我的时候，记住的并不是复杂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一个官员形象：讲话直接，看到假账会发火，遇到重大问题会追责，不太愿意讲模棱两可的话。这种公众记忆未必完整，却说明普通人对政治人物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期待——他是不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回事。一个总理究竟懂多少经济理论，对普通人来说也许很遥远；但当出了问题以后，他是推卸责任还是追问到底，人们看得很清楚。
2026年8月12日，我终于离开这个世界。从1928年到2026年，我经历了中国近一个世纪最剧烈的变化。少年时代的中国仍在战争和动荡中，青年时代进入计划经济体制，中年经历政治运动，晚年参与改革开放；我见过粮票和福利分房，也看过证券交易所、跨国企业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见过上海为住房、交通和能源发愁，也见过浦东从江边土地变成全球金融中心的一部分；我曾经处理银行坏账，也见证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一个人的生命与一个国家的巨大转型如此密集地重叠，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沉重。
如果有人问我，这一辈子是不是满意，我大概不会简单回答“满意”。真正参与过改革的人，很难完全满意。总有政策没有做完，总有制度设计后来出现新的问题，总有一些人因为改革承担了比别人更大的成本。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只记住自己解决的问题，却忘记自己留下的问题。历史真正有意义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不是为了证明某个人永远正确，而是让后来的人知道，当时的人面对什么选择，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又为这些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
所以，我不希望后人把朱镕基神化。神化一个政治人物，实际上会让人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也没有必要因为后来的问题，就把当年的改革全部否定。历史不是简单的赞成或者反对。1990年代的中国确实需要处理国企亏损、银行坏账、财政能力下降、住房短缺和经济开放等问题，这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问题只在于，改革永远可以被重新评价，制度永远可以继续改进。真正尊重改革者的方式，不是永远替他辩护，而是继续检查他留下的制度。
我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也曾经只是长沙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我在政治运动中跌落过，也重新回到国家经济决策中心；我治理过上海，管过中央银行，在国务院主持过中国经济最剧烈的一轮转型。到最后，我仍然只是一个老人，在家里读书、听戏、拉京胡。
办公桌早已经空了，文件成为档案，当年在会议室里被我追问过的干部也已经老去。那些曾经因为国企改革失去岗位的人，同样进入晚年；当年的年轻记者已经头发花白；浦东的楼越来越高，中国也早已不是1998年的中国。
这本来就是政治应该有的结局。
人离开，国家继续运转。
一个政治人物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他坐过多高的位置，而是他坐在那里时究竟做过什么；不仅包括做成的事情，也包括那些选择带来的后果。
我是朱镕基。
1928年出生，2026年离开。
我的一生属于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时代。那个时代不会因为我的离开而停止，中国也不会停在朱镕基的年代。
如果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我想没有必要再讲什么宏大的话,权力已经交出去很多年，工作也早已结束,剩下的事情，交给历史。
我时常想，如果到了生命的尽头，该怎么和大家告别呢？
想来想去，还是和大家唠叨一句：“记得多给家里打打电话，记得照顾好身体，好好吃饭”吧。
唐人日报赞助商：
纽约华人律师事务所
精办移民申请、婚姻绿卡、移民监狱上庭、刑事民事。
【电话：+1 9297891391；地址：3915 Main Street,418,Flushing NY 11354 .周一到周五 AM10:00-PM18:00 人不能成功从监狱出来，只收基本律师费用】
纽约华人会计师事务所
精办散工（1099）、全职（W2）、公司税务、公司注册。
【电话：+1 9295446105；地址：纽约法拉盛主街3915号，邮编418,11354，周一到周五 上午10:00至下午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