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日报9月4日讯,美国洛杉矶,一名墨西哥裔移民律师的行业观察正在折射当下美国移民体系的残酷现实。受访移民律师坦言,如今自己手上几乎没有能够胜诉的移民案件。特朗普政府执政背景之下,客户遭遇遣返的速度、发生概率达到历史高位,拒绝申请、启动遣返程序已经成为移民案件事实上的默认结局。“现在每个人都岌岌可危…… 情况从未如此糟糕。” 这名律师感慨,移民法庭已经演变成一台 “遣返流水线”,当事人仿佛坐上加速火箭,快速走向驱逐结局。当事人最常询问律师 “移民改革能否落地改变处境”,但现实压力并非只来自行政当局,斯蒂芬・米勒主导的移民政策导向、国会立法僵局,再到移民法院司法尺度全面收紧,多重力量叠加,共同挤压外籍申请人的生存空间。律师坦言,她无法向客户给出乐观的预期,不愿对当事人说谎,当前移民环境的恶劣程度前所未有。

为什么大量移民案件出现胜诉无望的局面,核心根源来自行政政策调整、移民法庭人事更迭、举证标准抬升、庇护判例全面收缩多重因素叠加。首先,行政层面大规模收紧移民执法尺度。特朗普政府时期,由斯蒂芬・米勒主导出台大批政策,压缩庇护、暂缓遣返、CAT 反酷刑保护、身份调整各类救济的适用范围,大幅抬高申请门槛。过往可以获得法官同情、得以留美的情形,在新政策框架下直接被排除资格。

其次,大量移民法官岗位被重新任命,大批秉持强硬移民立场的法官进入 EOIR 移民法院系统。法官的裁判倾向直接改变庭审走向,很多案件事实与过去胜诉案例条件相近,但更换法官之后,直接做出驳回裁决。第三,证据举证标准被人为拔高。庇护申请人不再仅仅需要口述遭受迫害经历,法院越来越严苛的要求申请人提供客观书面证据、第三方佐证材料。很多普通移民,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申请者,很难拿到完整官方书面证明,仅仅依靠个人陈述已经不足以打赢庇护案件。第四,大量程序性门槛设置陷阱。指纹采集逾期、文书递交瑕疵、错过开庭日期、律师操作失误,都更容易被直接认定为放弃申请,无需审理实体案情直接走向遣返。哪怕申请人实体上符合庇护资格,仅仅程序性失误就可以直接输掉全部案件。多重规则改变之下,很多律师客观评估案件材料之后,得出结论:按照现行法律与裁判尺度,当事人几乎没有胜诉空间。

客户被遣返速度、频率显著走高,拒签遣返演变为事实上的默认结果,有多重制度层面的原因。第一,加速驱逐审理机制落地。移民法院被下达办案考核指标,要求加快积压驱逐案件的审理进度,大量案件压缩开庭准备时间,缩短当事人准备证据、寻找律师的周期,快速走完开庭、驳回、下达遣返令整套流程。第二,保释标准收紧。移民拘留所的保释审批变得极为严苛,大量原本可以缴纳保释金获释、在外等待开庭的移民,被持续关押在拘留中心,在拘留状态下走完全部庭审流程。被拘留的当事人缺少充足时间搜集证据、聘请合适律师,极大提升败诉与遣返概率。第三,行政机关缩减可自由裁量的救济途径。过去移民局官员、法官拥有一定自由裁量权,可以酌情给予部分处境艰难的申请人留美机会。而新政策大幅压缩自由裁量空间,法官的酌情豁免权限被约束,更多案件必须严格按照强硬标准直接驳回。第四,快速遣返程序扩大适用范围。快速驱逐程序的地理、人群适用范围被拓宽,不少人在还没有机会进入移民法庭完整抗辩的阶段,就直接启动遣返流程。在整套系统导向之下,不再是 “符合条件就可以留下”,反而变成 “必须拿出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应当留下,否则就走向遣返”,拒签和遣返就成为案件的默认结果。

华人移民群体同样深受这套高压体系冲击,现实中已经出现大量真实判例与实务案例。第一类为庇护案件举证标准抬高带来的败诉案例。第九巡回辖区加州一名华人庇护申请人,基于国内遭受迫害提交庇护申请,个人陈述完整,但是无法提供大量第三方书面佐证。数年前同类情形有较大概率获得庇护批准,但是在收紧后的司法环境下,移民法官直接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庇护申请,后续 BIA 维持驳回,当事人面临遣返。尽管当事人的口述经历具备可信度,但在新的举证要求之下,口头陈述分量被大幅削弱。

第二个典型案例,纽约华人身份调整案件。一名持合法入境记录的华人,申请调整身份,因过往微小的程序瑕疵,移民当局直接拒绝身份调整,同步启动驱逐程序。放在更早时期,该类瑕疵可以通过裁量豁免予以化解,政策收紧之后,不再给予通融空间。第三类是程序性问题放大后果的华人案例。不少华人庇护申请人本身具备实体庇护理由,但因为语言障碍,高度依赖移民律师,出现文书漏交、指纹逾期等程序问题。在司法收紧环境下,法官更容易直接认定申请放弃,直接跳过实体案情审理,下达遣返命令。即便后续上诉,翻盘难度相比过去显著增加。还有大量华人 H1B、职业移民、亲属移民拒签案例,行政复议、上诉成功率相比往年明显下滑,很多原本可以通过的申请直接被否决。

特朗普高压移民政策,对在美华人移民产生多层次、现实的生存冲击。首先,庇护、暂缓遣返等救济通道门槛显著抬高。大量遭受迫害的华人申请者,即便客观符合庇护条件,也会面临极高的败诉风险,一旦案件被驳回,就要面对遣返后果。其次,合法身份申请不确定性激增。亲属移民、职业移民、身份调整,审批尺度摇摆不定,拒签率上升,不少人多年的身份规划被一纸驳回打乱。第三,拘留风险上升。一旦进入驱逐程序,华人同样面临被送入移民拘留中心的风险,拘留之后,信息获取困难、聘请律师难度加大,进一步加剧败诉概率。第四,上诉救济通道变窄。即便移民法院做出不利判决,向 BIA 上诉、向巡回法院上诉的胜诉比例持续走低,想要通过上诉翻盘,难度远高于过去。不少华人移民陷入焦虑,即便长期居住美国,也时刻要面对移民执法带来的不确定性。

严峻的移民大环境之下,华人移民群体应当认清现实,建立清晰风险意识,吸取行业律师总结出来的警示。第一,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过去的成功案例,不能代表现在的判决结果。时代环境、法官组成、政策导向已经完全改变,不要拿网上过往胜诉的个案来预判自己案件结果,必须基于当下政策评估风险。第二,程序合规优先级高于一切。大量案件不是输在实体理由,而是输在程序漏洞。按时完成指纹采集、准时递交全部文书、绝对不要缺席开庭,保管所有法院、移民局信件。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所有官方文书务必找人及时翻译读懂,不要完全丢给律师就置之不理。第三,充分预估败诉风险。要清醒接纳移民律师给出的悲观评估,如果律师客观告知案件胜诉概率极低,需要提前做好备选方案,不要盲目投入大量金钱,寄希望于奇迹发生。第四,分清信息真伪,不要轻信网络传言。网络流传各类所谓 “捷径”、特殊豁免、移民改革马上到来的消息,不可以当做现实依据,很多当事人寄希望移民改革改变命运,但改革在国会层面推进难度极大,不能把个人命运押在尚未落地的立法之上。

面对高压的移民执法环境,移民可以采取一系列务实应对手段,尽可能保护自身权益。首先,尽早收集完整证据材料。如果是庇护类案件,除个人陈述之外,尽可能搜集完整第三方证据:新闻报道、医疗记录、个人相关文件、证人书面证词,尽可能补足佐证材料,不要只依靠口头陈述。其次,审慎挑选代理律师。充分沟通,让律师如实告知案件胜诉概率,警惕只画大饼、承诺 100% 胜诉的从业者。即使委托律师,本人也要留存全部文书副本,记住每一个截止日期,定期主动跟进案件进度,不能完全放任律师处理。第三,收到移民法院、移民局的任何通知,绝对不能置之不理。收到出庭通知务必准时到庭,哪怕认为自身情况不利,也不要缺席,缺席判决会直接下达遣返令,后续补救难度极大。第四,做好风险预案。认真评估最坏的遣返可能性,提前规划家庭、财务、生活层面的备选方案。第五,穷尽全部法定救济渠道。一审遭遇驳回之后,在法定时限之内,评估是否提起上诉,在律师指导下,利用法律程序争取救济机会。但同时也要理性看待上诉,上诉同样存在失败风险。

总而言之,洛杉矶移民律师所描绘的 “遣返流水线”,并不是个体的主观感受,而是行政、司法、立法多重力量共同塑造出的行业现实。对于华人移民来说,大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过去行之有效的路径,今天未必能够复制。正视政策高压现实,严守法律程序,扎实完备证据,理性评估风险,才是当下处境下保护自身权益最现实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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