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日报8月13日讯:36岁的云南昆明装修工人李维志,在被确诊“磨工尘肺”后,为争取职业病工伤赔偿,经历劳动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多个程序,但始终未能获得满意结果。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在举报合作企业违反职业病防治规定后,企业被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处以21万元行政处罚,而李维志本人却因“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接受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收到5万元行政罚款。

李维志表示,自己只是希望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职业病赔偿,却因为劳动关系无法确认,被挡在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之外。今年5月,他针对该行政处罚提起诉讼,要求撤销罚款决定,目前案件仍等待法院判决。

李维志来自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2023年7月,他被医院诊断疑似尘肺病,随后经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禄劝县忠爱医院检查,确诊为“磨工尘肺”。医生口头告知,他已经处于尘肺三期,而这一年,他刚满33岁。

在确诊之前一年,李维志的身体已经出现异常。他长期咳嗽、胸闷气短,四肢无力,短短三个月体重从124斤下降至100斤以下。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仍坚持工作。

此前七年时间里,李维志一直在昆明从事装修工作,主要承接入户安装人造石英石橱柜台面。人造石英石加工行业长期存在粉尘暴露风险,大量工人在长期吸入加工粉尘后患上尘肺病。

尘肺病是一种无法逆转、无法治愈的职业疾病,随着肺功能逐渐下降,患者可能最终因呼吸衰竭离世。

2022年,一名工友因尘肺病在换肺手术过程中去世,让李维志意识到粉尘风险。但由于家庭经济压力,他仍继续工作。此前,他母亲因卵巢癌去世,家庭欠下20多万元债务,他初一便辍学外出打工。

装修工作收入曾让他逐渐偿还债务。行情较好时,他每月收入可达到一两万元。但尘肺病确诊后,他失去了劳动能力,家庭经济状况迅速恶化。

2023年10月,李维志医疗支出达到21800元。三年来,他耗尽约12万元积蓄。目前,他每月药费约800至900元,妻子靠打零工维持家庭,年过六旬的父亲也外出工作补贴家用。

为了获得工伤赔偿,李维志首先需要证明与涉事企业存在劳动关系。

2020年5月起,李维志以计件方式与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合作,后该公司更名为云南石与木建材有限公司。他称,自己通过公司微信群接收订单,日常工作中近七成订单来自该公司,并持续合作至2023年7月病发。

但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也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

2024年9月,李维志向昆明市五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并提交订单流水、支付记录和聊天记录等证据。

仲裁机构认为,李维志无需考勤、无需固定坐班,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也可以承接其他安装工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和经济依附关系,因此无法确认劳动关系。

随后,李维志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同样未支持其请求。

在劳动关系认定失败后,李维志尝试通过其他方式推动职业病诊断。他要求企业提供职业史、粉尘接触史以及相关检测材料,但遭到拒绝。

2025年6月,他向昆明市五华区卫健局提交《检举书》,举报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存在职业病防护不到位、未开展职业卫生培训、未提供防护用品等问题。

李维志称,该公司长期合作工人超过20人,但公司从未组织职业健康检查,“防尘口罩都是工人自备的”。

2025年10月,五华区卫健局调查后,对云南石来商贸有限公司作出21万元行政处罚。

然而,李维志等待的职业病诊断材料仍未获得。

更让他意外的是,今年3月,他收到五华区卫健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书称,李维志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在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下接受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被处以5万元罚款。

对于这一处罚,李维志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举报企业违法行为,却因同一事件受到处罚。

今年5月25日,李维志诉五华区卫健局行政处罚案件在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他的代理律师麻侃表示,《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律师认为,该条款中的“个人”主要针对承担组织劳动、从中获益的经营者、包工头或施工组织者,并不应包括单纯提供劳动力的普通劳动者。

麻侃表示,如果普通劳动者举报企业违法后反而面临处罚,可能影响职业病患者维权意愿。

李维志的经历,也引发了职业病认定制度中劳动关系问题的讨论。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存在大量尘肺病患者,其中不少劳动者面临“无合同、无社保、无诊断、无赔偿”的困境。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灵活就业、外包、转包等用工方式增加,传统劳动关系认定方式越来越难适应现实情况。

近年来,人社部等部门推动扩大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突破必须先确认劳动关系才能获得保障的限制。

相关政策也明确,对于违法转包、发包导致劳动者伤亡的情况,即使不存在劳动关系,也可以依据规定申请工伤认定。

这些变化让李维志看到了继续维权的希望。

目前,李维志仍在等待行政诉讼结果,并继续寻找职业病诊断和赔偿途径。

他说,自己已经走了三年维权路,希望能够走完所有可能的救济程序,“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

这场围绕呼吸权、职业伤害和劳动保障的漫长维权,仍在等待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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