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叫刘延东。
2026年10月28日，我的人生在北京走到了终点，正式通报记载的时间是下午14时53分，享年81岁。人们重新提起我时，往往先说国务院原副总理，再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国务委员，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于是被压缩成几个职务，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又成为最常见的介绍，但只留下这些，人们看到的仍然只是履历的一部分。
如果只把我看成会场上一位衣着得体、讲话温和的女性，就很容易误读这段人生，借用一句直白的话，我不是摆在主席台上的“绣花枕头”，但要证明一个政治人物做过事情，也不必把她写成没有缺点的人。协调与服从、改革与控制、公共职责与家庭关系，这些并不总能彼此一致的东西，恰恰构成了理解我的入口。
我出生于1945年11月，江苏南通人，父亲刘瑞龙曾任农业部副部长，母亲叫江彤。这样的家庭背景，是理解我的政治经历不能省略的部分，革命干部家庭拥有的历史联系、生活环境与组织资源，与普通家庭并不相同，承认这种起点差异，才能避免把一个人的成长写成完全脱离社会条件的个人奋斗故事。
父辈关系并不只存在于“红色家庭”的称谓中，父亲刘瑞龙与顾民元曾介绍江上青加入共青团，《刘瑞龙诗稿》还收录江泽民写给母亲江彤的信，追念父辈往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政治人物往往只存在于新闻里，而对于这样的干部家庭，政治历史同时也是家庭历史，父辈的同事、共同经历和组织联系，构成了与一般人成长环境不同的社会条件。
我的家庭背景与共青团经历，又使外界很难只用一个派系标签概括我，有人从团系统观察我的晋升，有人重视父辈与江泽民家族的交往，政治研究者也曾将我同时放进“团派”与“太子党”的分析框架。这样的交叉关系有助于理解我的位置，却不等于每一次任命都能用单一人物的支持解释，高层政治中，组织经历、工作需要、年龄与人际联系往往同时进入观察视野。
1964年，我进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参加工作后先到唐山化工厂，后来进入北京化工实验厂，岗位从工人、技术员逐渐转向基层党务与组织管理。那时的工厂同时承担生产和大量职工事务，个人生活与单位制度紧密相连，我的职业道路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从工程专业逐渐转入政治组织工作。
1980年进入北京市委组织部，随后担任朝阳区委副书记，使工作对象从企业扩展到地方干部与基层事务；1982年进入共青团中央，又把我的职责带到全国性的青年组织中。一个人的晋升不能只看调动的年份，还应看这些岗位意味着什么，组织部门涉及干部工作，地方党委面对行政与社会事务，共青团则连接不同地区、行业和学校的青年。
在团中央工作的九年，是我政治履历中重要的一段，我先后担任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并在全国青联任职，接触青年培养、组织联系和社会动员。团系统既要了解年轻人的升学与就业困难，也承担政治教育和干部培养任务，因此，我走过的道路从来不只是服务社会，也是在既定政治目标下开展组织工作。
1991年，我转入中央统战部，此后历任副部长、部长，2003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岗位使我接触到更为多样的社会与政治群体，民主党派、非党人士、宗教界和其他统战对象有不同的历史与诉求，工作中既有联系与协商，也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不能把它理解为不涉及权力的礼节性交往。
统战工作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也要求这些联系最终服务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协商并不意味着所有政治立场都具有同样的制度空间。我的工作既有沟通和吸纳，也包含对政治方向的坚持，面对不同对象可以调整表达方式，对制度前提却没有因此放弃，这也是温和外在形象与政治角色之间容易被忽略的距离。
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又让我进入另一种政治工作范围，议题怎样提出，意见怎样汇集，建议怎样进入有关部门的工作，都与持续沟通有关。这些岗位不像主政一省那样直接面对整个地方经济，却能够在机构之间建立联系，组织协调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权力，最终仍须用实际工作效果来评价。
2007年进入中央政治局，2008年担任国务委员，2013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使我从中央部门进入国家行政领导层。在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我以国务委员身份参与国务院分工，到习近平、李克强时期，则担任副总理，在不同领导班子中工作，既有职责的延续，也有政治部署和工作重点的变化。
我不是决定所有政策的最高领导人，国务院的工作在总理领导下按照分工展开，重要方向又与党中央部署紧密相连，但分管者也不是只负责传话，部门之间如何协调，资源怎样安排，政策如何落实到学校和医院，都需要承担实际责任。对中央部署的配合，与在具体领域推动执行，构成了我工作中同时存在的两部分。
这种角色也有内在矛盾，对上需要服从集体决定，对下又拥有部署和协调的权力，既要推动改革，也要维持体系运转，既要回应专业意见，也要落实政治要求。公众看到的也许是一场温和的会见，而工作中的政策安排却可能要求多个部门和地方改变原有做法，个人风格与权力作用，不能仅凭会场上的神态判断。
围绕我的政治关系，也曾出现尖锐的境外舆论，2006年一篇文章转述所谓“上海盛传”的几类说法，涉及统战与国安的职责、高层接班和境外传媒，文中带有未经独立证实的私下言论。这些传闻不能当成我的亲历，却说明我曾经被置于派系竞争和信息影响力的叙事中心，外界从来没有一致地把我看成远离权力的事务性官员。
高校工作尤其能够说明我的政治立场，2011年我要求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2016年再次强调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2017年主持有关会议时又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些公开主张中，大学既是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地方，也是政治领导和思想教育需要覆盖的领域，教育改革与政治管理在我的工作中并行存在。
我参与推动现代大学制度、科研创新和国际交流，也强调高校领导班子的政治责任，所支持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扩大专业交流没有改变这个前提，倡导创新也没有取消政治方向的要求，因而，不能只用“开放”概括我，也不能只用“保守”解释全部工作，这种并存本身就是那个时期教育治理的特点。
这里存在需要持续讨论的张力：大学需要专业判断与探索空间，行政与政治要求又会影响治理方式，学校怎样确定研究和教学的边界，教师与学生怎样表达不同意见，管理者如何处理专业意见与组织要求，都会影响大学运行。评价我在教育领域的责任，应当包含这些问题，而不只是重复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教育政策同时涉及资源分配，哪些学校获得重点支持，哪些学科进入建设名单，科研平台怎样评审，地方与中央怎样承担费用，都关系真实利益。分管领导参与的是预算、制度和部门协调，不能代替每个项目的评审，但也不能只讲集体决策而回避领导责任，评价需要进入具体政策、程序和监管结果。
2014年，国务院出台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教育部门公开介绍，我曾就相关问题调研，并主持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增加学生选择、调整考试录取方式、减少和规范加分，是当时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变化影响的是千家万户对机会与公平的判断。
改革并没有因为文件公布就结束，课程能否开齐，教师能否配足，学生能否得到可靠指导，高校专业要求是否清楚，都影响选择权能否真正实现。对普通家庭而言，规则透明、信息可得和学校条件，与改革理念同样重要，制度如果增加了选择，也应当检查这种选择是否对不同家庭同样可及。
2015年，国务院提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试图回应既有重点建设中身份固化、竞争不足等问题。集中资源有助于形成优势，但有限资金如何兼顾普通院校与薄弱地区，是无法绕开的公共选择，少数学校排名上升，并不能完整代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也不能代替对人才培养效果的评价。
这也使教育领域的利益关系成为必须面对的话题，招生资格、教辅材料、工程建设、科研经费和商业合作，都可能涉及权力与资源交汇。公众有理由追问利益如何分配、程序能否公开、关联关系是否披露，以及监管是否有效，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应当因为分管者拥有较高政治地位而被排除。
2012年，我在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公开讲话中，提到择校收费、教辅材料市场、违规补课，以及部分高校借有关办学项目乱收费等问题，也要求防止教育经费被套取或滥用。这些表态首先说明问题当时已经进入管理部门的视野，接下来的评价，应当追问查处与制度整改取得多少效果，不能把发出要求本身等同于问题解决。
当工作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家庭成员又出现在有关专业与商业领域，公众自然会把这些关系放在一起看。我的配偶杨元惺长期活跃于摄影文化领域，曾任中国艺术摄影学会负责人，他的父亲杨显东也曾担任农业部副部长，两个家庭都与国家机构及专业系统有长期联系，这些社会资源不宜从人物叙事中抹去。
我的兄弟姐妹中，刘延淮与刘延申的职业身份有高校公开记录支持，南通大学2017年介绍两人为刘瑞龙的子女，并分别列出东方灵盾董事长、数字化学习研究机构及华师教育云研究院有关职务，两人与校方交流学校发展和国际合作办学等问题。家族成员的活动由此进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超出了单纯的家庭生活范围。
刘延淮曾长期从事专利文献、检索和数据库研发，后来担任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山西大学的介绍还列出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及其他部门有关项目的经历，中山大学的讲座资料则介绍她在医药知识产权领域的工作。由公共部门的专业岗位走向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企业，是一条具有具体机构和业务内容的职业道路。
刘延申则长期从事教育信息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报道将他列为湖北省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这与我曾分管的教育事务处在相邻领域。专业研究本身具有正常需求，但当高级干部家属的工作与其公共职责接近，亲属关系、项目分配与利益回避便不只是私人问题，社会有理由要求这种交集受到充分监督。
关于女儿及女婿，2013年境外报道将其姓名写为杨帆、冯琦，并称两人在香港经商，但其具体持股和交易关系没有在现有材料中得到独立证实，因而不能据此将网上流传的公司关系写成已经查明的事实。对孩子的关切是普通家庭共有的情感，高级干部家庭面对的特殊问题却是，父母的职位会不会改变孩子接近资源的条件，私人关切又会不会进入公共权力的运行。
这些职业与家庭联系本身并不能证明违法交易，却让我的政治生涯不能只按个人履历书写，公众关心的不只是我说过多少公平，也包括亲属业务与公共职责之间是否存在清楚边界。如果把所有询问都视为针对家庭的攻击，就无法回应权力监督的正当要求，反过来，把亲属经商直接等同于本人受贿，也越过了事实能够支持的范围。
一个政治人物的矛盾往往就在这里，公共职责要求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私人关系又将她与少数具体的人紧紧联系，问题不在于宣布自己没有家庭感情，而在于制度能不能约束这种关系进入决策。关于教育利益、科研项目和家族业务的评价，应当落在已经发生的安排及其后果上，政治地位不能代替解释，个人清白的宣示也不能代替公开与回避。
医疗卫生工作同样存在资源与利益问题，我分管期间推动的医改，涉及公立医院、医保、药品和基层服务，多项政策需要财政、卫生和其他部门协同。取消药品加成、调整支付机制、推进异地就医结算，改变的不只是技术流程，也涉及医院收入、患者负担和相关行业的既有利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改革效果。
医院减少对药品收入的依赖，需要相应的补偿与服务价格机制，推动分级诊疗又需要基层拥有可靠的医生、设备和转诊能力。如果只改变收费名目，没有改善运行机制，负担可能转向其他地方；如果基层能力没有提升，患者仍然会选择大医院，因此，考察医改不能只数文件，而要看服务和费用怎样变化。
教育与医疗还通过人才培养相互连接，医学教育、住院医师培训与继续教育，需要较长周期才能转化为服务能力。2017年的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强调医教协同以及基层紧缺人才培养，反映出政府试图打通学校培养与医疗需求之间的衔接，但政策方向是否落实，仍需观察毕业生去向、培养质量和基层岗位条件。
这些社会事业管理工作，不能让我脱离政治责任，相反，谁能得到公共服务、谁承担调整成本、资源向哪里倾斜，都是政治选择。一个家庭因病陷入困难，一名学生因为地区差异面临不同机会，并不是宏观指标之外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政策成效必须面对的实际尺度，任何关于发展的评价都应当包含这些具体生活。
国际人文交流，是我公共形象的另一部分。2015年，我参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相关活动，出席中美大学校长论坛，推动教育、文化、卫生和青年等领域的联系。这些往来在国家关系中具有作用，也体现出当时双方希望通过专业机构和人员合作，增加彼此了解、维持沟通渠道的政策取向。
对外重视交流，对内强调政治方向，这两种做法在我的公开工作中同时存在，既不是可以随意剪掉的一面，也不能靠一句“矛盾”就停止分析。合作活动能够扩大专业联系，政治要求又会限定机构运行的边界，一个政治人物可以同时推动某些领域的变化、维护另一些领域的既有秩序，我的工作也应当放在这样的具体关系中理解。
作为女性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层，我的经历有代表意义，但少数女性获得较高职位，不能完整说明所有女性的处境。就业机会、照护责任、职业晋升和参与决策的渠道，仍然需要具体制度保障，2015年参与中美妇女领导者交流时涉及的教育、健康与就业问题，也应当用普通女性的实际处境检验。
我从未担任过省级党委书记或省长，主要政治经历集中于中央组织系统、政协与国务院，这构成了履历的特点，也意味着不能把我的经验与长期主政地方的干部完全等同。组织协调有其作用，直接治理地方又有不同考验，评价政治能力，应当尊重实际工作范围，而不能以高职位自动推定在任何领域都具有同等经验。
2018年，我卸任国务院副总理，个人任期结束，参与过的政策仍然继续运行，后来的决策者会作出调整，公众也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重新评价。我的经历既有分管工作的具体内容，也有组织体系提供的条件，既有个人付出，也有家庭背景，任何一部分被删掉，都可能让这段人生显得过于平整。
回望曾经共事的领导人，也会遇到不同年代留下的政治画面，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警示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那时我仍是国务委员，尚未退休。这段公开讲话属于他的政治表达，不能因为我在同一届国务院工作，就把他的主张直接等同于我的立场，同一个领导集体中的成员，也各自有职责与公开表达的边界。
十年以后，2022年10月22日，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由工作人员陪同离场，引发广泛关注，官方对外解释是身体不适，外界则出现不同政治解读。那时我已经卸任副总理四年，既不在现任领导班子之中，也不能由这段现场画面推定我掌握了怎样的内情，曾经共事，并不意味着能够替别人解释每一个后来发生的时刻。
对于已经离开岗位的人，退休也意味着重新面对发言的分量，别人也许只是在讨论新闻，一位前领导人的评价却可能被理解为支持谁、反对谁，甚至被当作某种政治信号。多说一句可能增加误解，保持沉默又可能引来冷漠或自保的评价，退出权力以后，外界的解读并不会自动停止，个人却不再承担原来的决策职责。
因此，退休后的生活与在职时不同，能够离开会议和文件，回到家庭与日常，并不需要继续为每一场政治争论提供自己的立场，公众也不能仅凭沉默，就替一个人写定她内心的赞成、恐惧或者不满。权力交出去以后，怎样真正退出，同样是政治人生的一部分，而退休者如何生活，与其任内的工作是否应当接受评价，是两件可以同时讨论的事情。
我离世前几天，教育领域又进入一轮集中巡视，10月24日公布的二十届中央第八轮巡视对象包括教育部和31所中管高校，26日公布完成进驻，15个中央巡视组开展常规巡视。这并不是已经宣布彻查所有教育机构，更不是针对我本人的调查结论，曾经分管过教育的经历，使我的任内工作与这个领域的变化容易被放在一起讨论，但时间上的接近，不能直接说明死因上的联系。
正式通报记载，我因病离世，若将这件事解释成受到巡视惊吓而死，就把没有证据的因果关系写进了一个人的最后时刻。我不希望人生只留下骂名，但也不能要求历史只保留好话，巡视应当按照事实发现问题，任内工作应当按照职责接受评价，疾病与死亡不应成为替代调查的答案，离世也不意味着所有责任和争议都随之消失。
如果把果断与独断、协调与妥协、家庭关切与利益边界放在一起看，便会发现，评价一个政治人物不能只选一个好听或难听的词，关键在于作出决定时依据什么，执行过程中听见了谁的意见，受到怎样的约束，又由谁承担后果。我的温和形象不能概括所有工作，高级职务不能证明每一次判断都正确，而围绕家庭与权力的争议，也需要按照实际发生的事情得到评价。
如果你问我，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也许就是，在我走过的那条政治道路上，男性始终拥有更多的位置，也拥有更多被期待、被选择的机会，假如我是一个男人，我的政治生涯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答案。
但作为一名女性，我走进了中央政治局，担任过国务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那个位置上参与决策，也在任期结束后离开，若用最直白的话说，能够走到那里，又平安落地，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成功。
如果一定要用最朴素的话给这一生的工作作个自评，我愿意说一句“五五开”，有做成的事情，也有没做好的地方，有推动发展的努力，也有受到条件与认识限制的判断。这不是一张能够精确计算的功过表，更不是说一半工作涉及违法，而是不愿把自己写成永远正确的人，个人可以对走过的路感到满意，公众也有权追问，那些承诺兑现了多少，留下的问题又由谁继续承担。
我希望你理解我的经历，却不能要求你对我的一切都满意，坐过怎样的位置，是我的履历，留下怎样的评价，是你们的权利。
你好，我叫刘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