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日报 10月19日讯：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表调查报告《新规定赋予警方更大权力惩处上访者》，指出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国信访登记新规，提高了上访者在北京登记投诉的门槛，并扩大公安机关处置重复进京上访者的空间。一名受访中国人权律师判断，过去对上访者十分重要的“北京路线”现在基本上已被堵死。德国之声同时介绍了人权基金会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相关报告，涉及赴华旅行、出境限制及海外记者家属遭拘押等问题。
保护卫士访问多名中国人权律师后指出，《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的办法》有两项主要改变。第4条规定，上访者如果没有文件证明已在本级或上一级信访部门走完程序，就不能在北京登记投诉。第6条禁止重复进京上访，赋予公安机关对重复上访者进行“教育”和“疏导劝离”的权力，并可能把在北京“滋事扰序”或“缠访闹访”的行为入罪。
受访律师认为，调整背后可能有两个目的：减少上访总数，以及让地方政府承担更多责任，将上访者和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挡在北京之外。两名律师表示，信访系统积累的投诉已经多到难以应付，现行制度多年来显然行不通。巡视组被案件拖住，上访者困在没完没了的程序中，地方政府则承受拦截上访者的压力，并为此投入大量费用。
其中一名律师将新规与今年3月29日的北京房山事件联系起来，认为新规直接针对该事件。德国之声引述境外媒体报道，一名来自辽宁大连的上访者涉嫌在当地一处市场驾驶铲车多次冲撞人群，据报造成13人死亡。新规与该事件之间的联系，是受访律师提出的判断；素材没有提供中国官方对这一政策动因的说明。
报告指出，上访原则上合法，但地方政府担心上访量过多受到处罚，因而采取多种手段压制投诉。保护卫士指称，一些地方以“寻衅滋事罪”等捏造的罪名针对上访者，或把人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也会从安保公司雇用打手实施绑架和恐吓。学者王慧玲将后一种做法称为“外包镇压”。报告认为，新规意味着警察现在可以公开且正式地出手。
在保护卫士看来，信访制度过去对中共具有减压阀作用：既让有冤屈的人觉得仍能寻求公道，也让当局了解民众不满，并据此衡量地方官员表现。报告表示，中央为何不再认为这种安排有用，尚不清楚。受访律师提出，中国可能已经发展成监控国家，不再需要依靠信访这一窗口掌握社会不满，这是他们对制度变化原因的分析。
与信访渠道收紧并列受到关注的，是外国人赴华旅行时面对的法律和执法风险。中国新的《出入境管理条例》于9月15日生效。同日，总部设于纽约的人权基金会发表《超越违法的风险：赴中国旅行》报告，认为新规没有对外国访客设立笼统的新出境禁令权力，但进一步正式化了一套更大的法律体系，其中被禁止行为的边界难以预判，挑战政府决定的有效途径十分有限。
人权基金会强调，风险来自多重法律交叠，而非单一法规。报告指出，《反间谍法》授权检查、扣押电子设备及口头传唤，并明文允许对涉嫌间谍活动者限制出境；该法与《保守国家秘密法》均未清楚界定“间谍活动”或“国家安全”。报告认为，这种边界不明确的法律环境，使旅客难以提前判断自身活动可能引发的后果。
报告还关注今年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63条，指出该条设立域外管辖权，可以追究境外个人与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的责任，但同样未定义相关用语或规定刑罚。人权基金会认为，海外倡议、新闻、研究乃至侨社参与，都可能因此被认定为违法。报告还指出，中国没有公布完整的出境禁令数据，多数外国人是在机场被实际拦下后，才发现自己被禁止离境。
人权基金会特别提醒，旅行风险不能仅以旅客自身行为衡量，限制某个人出境，有时是为了对另一个人形成筹码。报告列举美国永久居民高兟的情况：他在中国度假期间遭拘留，其拥有美国国籍的儿子，也因针对高兟妻子的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该案例被报告用于说明，家庭成员的处境可能直接影响其他亲属能否离境。
报告认为，这种关联风险具有双向性。外国旅客可能因亲属受到牵连，也可能通过会面、通讯或拍照，使中国境内居民及其亲属面临盘问甚至拘留。因此，过去顺利完成一次旅行，并不足以说明未来行程具有同等安全性。报告的结论是，没有哪一次顺利的旅行可以作为未来安全的可靠指标。
无国界记者组织发表的另一篇专访，则聚焦维吾尔记者古丽恰克热·霍迦及其家人的遭遇。她最初在新疆电视台第二频道主持儿童节目，当时感受到来自中国政权的“巨大压力”。按照她的讲述，当局试图把她的角色变成宣传工具。2001年的一次欧洲之行，使她首次接触中国审查制度之外的信息环境。
霍迦在欧洲旅途中听到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后，意识到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与真正的新闻工作毫无关系。同年10月，她加入该台维吾尔语部并定居美国。根据专访，中国当局随后将她定性为“分裂主义分子”。报道指出，这是当地记者常被加上的指控，可判处死刑；2017年，她又被当局定性为“恐怖分子”。
专访称，中国当局在一夜之间拘押了霍迦的25名家人，包括父母和兄弟姐妹。无国界记者组织亚太地区倡议经理别拉科夫斯卡表示，针对她及其家人的镇压只有一个目的——让她噤声。霍迦自二十多年前离开中国后，再未见过家人，对数名遭拘押亲属的下落一无所知，并担心仅存的少数几次通话也受到监控。
霍迦表示，让母亲前往安全的地方，不仅是人道主义关怀，也将传递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威权政府不能把记者的家人当作人质来压制他们的声音。今年6月，她成为无国界记者组织驻东突厥斯坦的通讯员。不过，专访指出，她面对的职业压力不只来自中国，也来自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的生存困境。
自2025年6月以来，霍迦在自由亚洲电台一直处于停薪留职状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试图关闭该台维吾尔语部。报道将该部门描述为少数独立报道维吾尔人遭遇的新闻机构之一。霍迦警告，没有这个部门，国际社会将失去了解中国信息管制最严密地区之一的唯一窗口，其持续报道能力因此受到关注。
按照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8位。该组织还指出，中国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有119名记者遭拘押，其中至少80人被关押在新疆。这些数字与霍迦的个人经历，共同构成该组织对中国新闻自由处境的评估。
三份报告分别关注信访、旅行与新闻工作，却都涉及个人面对执法权力时的处境。后续值得关注的，是信访登记新规如何具体执行、重复投诉与扰乱秩序如何区分，以及受到出境限制者和被拘记者家属能否获得有效救济。对上访者而言，进京登记门槛提高后，地方程序能否切实解决原有纠纷，将直接决定其诉求是否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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