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出境下的裂痕：家庭分离正在成为一场被忽视的人道危机

上个月，一名年轻女子走下飞机，时隔至少十五年再次踏上洪都拉斯的土地，但这并不是一次回乡的重逢，而是一场被强行切断的人生转场，她被驱逐出境，而她只有两个月大的孩子，被迫留在了美国。

没有欢迎，没有团聚，甚至没有一句告别。

据“医生为人权”（PHR）医疗主任、密歇根大学内科与公共卫生教授米歇尔·海斯勒介绍，这位母亲在抵达洪都拉斯后的最初几天里，几乎无法谈论任何事情，除了她无法抑制的渴望——把新生儿重新抱回怀里的渴望，那是一种失序的思念，也是一种被制度制造出来的分离。

海斯勒与来自医生为人权和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同事，在11月最后一周抵达洪都拉斯，与二十多名刚被驱逐的父母进行了深入交谈，其中绝大多数是母亲，她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到二十年，有家庭，有孩子，有工作，也有一种被称作“稳定”的生活结构，但这一切，在短时间内被切断。

起初，这个团队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家庭分离，他们计划关注的是孕妇和产后妇女在拘留与驱逐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基本且充分的医疗照护，然而很快，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浮现出来——一些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并没有遵循本应维护家庭团结的政府协议。

许多父母在被拘留时，从未被询问是否有孩子，更没有被告知，他们依法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权：是否与孩子一起被驱逐出境。

“我们真的震惊了，”海斯勒回忆说，她强调，这种震惊并非源于个别案例，而是源于数量与重复性，“我们没有意识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人们经常谈论父母被迫在极端情境下做出痛苦选择，把孩子留在美国，但当我们真正坐下来听这些母亲讲述时，她们告诉我们，‘我甚至没有机会选择’。”

一名22岁的孕妇向研究团队描述了她的经历，她被拘留并被驱逐出境，被迫与两岁的女儿分离，在她的叙述中，没有复杂的法律术语，只有不断重复的细节——没有人问她任何关于孩子的问题。

“他们让你闭嘴，甚至不让你说话，”她说，“他们把你当成罪犯，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你有一个女儿，你可以带走她’，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一定会把她带走，她一直粘着我。”

这种“未被告知”的分离，正在悄然成为一种被忽略的常态。

海斯勒坦言，她们至今无法准确评估，自本届政府今年一月上任以来，家庭分离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但历史并不遥远，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超过五千名儿童在美墨边境被强行与父母分离，而更令人不安的是，多年过去，仍有一千多名儿童下落不明，因为政府失去了对他们的追踪。

而当下的情况，并非结束，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

根据政府数据，截至2025年，ICE 已将大约六百名移民儿童——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安置在联邦庇护所，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许多孩子是在移民法院听证会后，或在 ICE 逮捕其他人的过程中被带走，目前，儿童平均需要将近六个月，才能被释放给亲属或成年担保人。

这些数据背后，是一个正在被削弱的政策框架。

自2013年以来，美国政府一直维持所谓的“父母利益政策”，这是一套旨在在移民执法过程中，尽可能保护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指导原则，然而在2025年7月，ICE 发布了新的《被拘留父母指令》，撤销了拜登政府时期的多项保护性指引，明显降低了执法机构在家庭团聚方面的义务。

即便如此，ICE 仍必须遵守两项最基本的要求：其一，询问被拘留者是否有孩子，其二，允许面临驱逐的父母决定，是否希望与孩子一同离境，或让孩子留在美国。

但现实是，这些最低限度的要求，正在被系统性忽视。

在与海斯勒团队交谈的二十多名父母中，超过一半的人表示，ICE 在逮捕时从未询问他们是否有孩子，海斯勒进一步说明，在接受采访的21名母亲中，13人完全没有被问及孩子的情况，另外8人虽然被问到，但在高度压力与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被迫做出了将孩子留在美国、交由父亲或祖父母照顾的艰难决定。

更令人心碎的是，一些母亲表示，她们曾试图主动告知执法人员自己有孩子，用西班牙语，或用有限的英语，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等等，我有孩子”，但没有人停下来听她们说话。

正因如此，海斯勒将当前的驱逐实践，与特朗普首个任期内的“零容忍”政策相提并论，那项政策，曾永久性地切断无数家庭。

“父母被驱逐出境，孩子消失在官僚体系的噩梦中，”她这样形容那段历史。

在零容忍政策结束后，PHR 对许多已经重新团聚的家庭进行了长期评估，结果令人警醒，即便在父母与孩子团聚一年甚至更久之后，研究人员仍然发现，家庭成员普遍存在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持续性的焦虑，以及儿童发展问题。

海斯勒指出，如今这些被驱逐的父母，很可能面临更长期、甚至永久性的分离，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根本不具备把孩子带回原籍国生活的条件，这意味着，相似的心理创伤，正在被重新制造。

她进一步指出，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强迫家庭分离所造成的严重心理创伤，在法律意义上已经符合“酷刑”的定义。

在采访中，许多父母表示，他们曾反复向 ICE 询问孩子的下落，却始终得不到任何信息，研究团队还记录到，有些父母甚至签署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希望与孩子一同被驱逐，但最终仍被单独遣返。

“这是对他们自己指令的蔑视，”海斯勒说，“这些母亲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被驱逐，一个没有两个月大的婴儿，另一个没有三个月大的孩子，她们哭得无法自控，有一位母亲说，‘我们不忍心告诉孩子我被驱逐了，他们以为我还在工作’。”

所有接受采访的父母，在被 ICE 带走时，孩子都不在现场，有的正在工作，有的在开车，还有的在法院内被当场拘留。

“我们采访过一些仍然在进行公开庇护案件的人，”海斯勒说，“然后他们被带走，有时第二天，有时两天后，就被驱逐出境，整个过程快得令人窒息，通常连联系律师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偶然，而是故意的残忍和不人道。”

由于11月受访者主要来自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海斯勒承认，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全国性数据，来判断家庭分离在本届政府下的普遍程度，但她怀疑，在那些地方执法部门与 ICE 合作密切的司法辖区，这种分离可能更加严重。

但在她看来，无论是否普遍，忽视父母利益政策，都永远不应该发生。

“这件事太重要了，”她说，“我们必须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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