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歧视” VS “治暴利器”？芝加哥市长 “反监禁” 言论炸锅！研究实锤：监禁有效，但实属杯水车薪

唐人日报11月27日讯：芝加哥市长布兰登·约翰逊近日表示，“我们不能通过监禁来解决暴力问题”，并将大规模监禁称为“种族歧视”的产物。这句话迅速引爆争议，也重新点燃了美国关于犯罪、治安与监禁政策的长期争论。但学术研究与历史数据揭示的现实，远比政治口号更复杂：监禁既有效，又有限；既能减少暴力，又可能带来副作用；既必要，却不能单独解决任何问题。

图：社交平台/X

美国是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却未因此成为最安全的社会。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 2014 年发布的《美国监禁率的增长》报告明确指出：监禁确实能降低暴力犯罪，但主要依赖“丧失行为能力”——即把罪犯关起来，使其无法作案。然而，随着监禁规模扩大，这种作用会快速递减。换句话说，关最危险的罪犯确实能提升安全，但盲目增加监狱人口并不能让社会变得更安全。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 Steven Levitt 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分析 1990 年代美国犯罪下降潮时指出：监禁对降低犯罪有贡献，但远非决定性因素；犯罪下降更大程度源于经济改善、警力策略变化、青少年结构变动等。他强调：“监禁的边际效益随着规模上升迅速下降。”

更关键的是，美国司法系统长期存在“严刑高罚，但抓不到人”的结构性矛盾。监禁是否威慑犯罪，取决于“确定性”而非“刑期长度”。著名犯罪学家 Daniel Nagin 在 2013 年与 2017 年发表的研究中指出：加重刑罚对威慑作用极弱，甚至几乎没有；真正能减少犯罪的是提高破案率和执法确定性。也就是说——不是 10 年变 20 年有效，而是从抓不到变成抓得到有效。

然而芝加哥的现实恰恰相反。该市部分街区的凶杀案破案率长期低于 40%，某些区域甚至跌到 20% 以下。对罪犯来说，“你可能杀了人却不一定被抓到”才是最缺乏威慑力的因素。在这样的基础上，监禁再多，也难以阻止暴力循环。

与此同时，大规模监禁本身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研究显示，监禁会破坏家庭结构，使社区失去经济支柱，扩大贫困与失业，造成青少年暴力率上升。这些影响在贫困族裔社区尤其显著，形成恶性循环，从而让监禁所带来的安全收益被抵消。

加州的“监狱缩减实验”提供了一个现实对照。加州被迫减少监狱人口后，《加州公共安全重组与犯罪率》(2013) 与《监狱缩减与公共安全》(2016) 等研究均指出：暴力犯罪并未随监禁减少而上升。短期内财产犯罪略有波动，但并未出现“监禁少＝犯罪多”的线性关系。这表明，监禁既不是万能药，也不是不可替代的底线。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政治体系偏好“立竿见影”的口号，而非“长期投入”的治理。政治人物倾向于呼吁更多警察、更长刑罚，而真正有效的政策——如提高破案率、强化社区治理、扩大心理健康服务、投资教育、改善街区经济——往往无法在短期内收获政治红利，因此被不断搁置。

约翰逊市长的观点并非完全准确。他将监禁简单归为“种族歧视”，忽略了犯罪受害者也主要来自贫困与少数族裔社区；但他指出的问题确实触及美国长期忽略的事实：监禁可以应急，却无法治本；可以隔离最危险的人，却无法阻断暴力的形成；可以短期提升安全，却无法构建长期安全。

监禁不是无效，而是被误用；不是不该存在，而是不该无限扩张；不是问题的答案，而只是众多解决方案中的一个部分。真正决定暴力水平的，是机会结构、社区稳定性、贫困程度、执法效率、教育系统与家庭支持，而不是刑期长短。

在这一点上，几十年研究结论惊人一致：美国缺的不是更多监狱，而是更有效的治理体系；缺的不是更重的刑罚，而是更高的破案率；缺的不是更长的刑期，而是阻止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上游政策”。

约翰逊的言论之所以引发巨大讨论，不只是因为它挑战了传统治安思路，更因为它迫使美国面对一个被忽视太久的现实：安全不是靠把更多人关进监狱，而是靠让更少的人走进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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