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日报1月12日报道

谁在为移民执法提供“执法数据”？ICE“数据黑金大起底”

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一次次突袭、拘押与遣返行动背后，真正决定“谁会被盯上”的，往往不是街头执法的偶然性，而是一整套看不见的数据系统。

它不在法庭公开辩论中出现，却在执法前就已经完成筛选；它不需要搜查令，却能拼接出个人完整的生活轨迹，本报调查发现，一条由商业公司、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政府共同构成的“执法数据链”，正在把美国社会转化为一个可被持续扫描、关联与预测的对象，真正的权力转移，不是企业“是否配合 ICE”，而是数据被整合后，国家第一次拥有了可执法的“全民画像”

一、哭错坟&Thomson Reuters

公众舆论中，关于“哪些公司与 ICE 合作”的讨论持续多年。

此前，与ICE私通的戴尔、联邦快递、UPS、家得宝、劳氏、AT&T、康卡斯特、摩托罗拉、律商联讯等名字反复被点出，仿佛只要把投诚的企业清单列清，就能解释移民执法的力量来源，但本报认为这种聚焦方式本身就偏离了核心问题。

真正的权力跃迁，并不来自某一家企业的服务合同，而来自数据被跨行业、跨系统整合之后，国家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透视能力。

在这条链条中，最关键的角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执法承包商”，而是一家长期被公众视为中立信息提供者的公司——Thomson Reuters。

这家公司不仅是全球知名新闻机构，同时也是法律与商业数据巨头，其旗下运营的 CLEAR（Consolidated Lead Evaluation and Reporting，综合线索评估与报告）系统，正是移民执法数据体系中的关键中枢之一。

CLEAR 并不是一个“新建数据库”，而是一台高度成熟的数据整合机器。

它汇总了来自信用机构的财务线索、法院与公共记录、房产与税务信息、公用事业账户、车辆登记与驾照数据、历史地址与电话记录，甚至包括公开可见的社交媒体信息。

这些数据单独存在时，往往被视为“低风险的商业信息”；但一旦在 CLEAR 中被交叉比对，就会生成高度精细的个人档案。

这种档案的意义，不在于“更快查到某个人”，而在于重塑执法逻辑。

执法机构不再只是围绕具体行为展开调查，而是可以先行构建关系网络、生活轨迹与风险画像，再决定“是否值得关注”，这一步，意味着从“基于行为的执法”，转向“基于驱逐需要的数据筛选”。

在传统法治框架下，如此规模与深度的信息调取，通常需要司法授权、明确调查对象与范围限制，但 CLEAR 的数据以“商业数据”的名义被收集，再以“分析工具”的形式出售给政府，形式上是市场交易，实质上却绕开了宪法所设定的关键门槛，原本应作为整体权利被保护的隐私，被“合规的”拆解成一条条可以合法流通的数据记录。

二、融合中心让地方偏见获得国家级杀伤力，错误一旦进入系统，就会被不断复制与放大

如果说 CLEAR 是发动机，那么由**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主导建立的融合中心（Fusion Centers），就是把这股动力扩散到全国的传动系统。融合中心的官方使命，是连接联邦、州与地方执法机构，实现“单一机构无法完成的信息共享”。

它的数据来源更加真实。

地方警察、州执法人员乃至其他公共部门，都可以向融合中心提交所谓的“情报线索”，在涉及“帮派”“极端主义”“可疑行为”等标签时，这些线索往往高度依赖主观判断：穿着、纹身、居住区域、社交关系，甚至“认识了谁”，都可能被写入系统。

只要能在 CLEAR 中匹配到地址、亲属、电话记录或所谓的“关联人”，就可能被迅速升级为“可信线索”，随后，这些线索通过融合中心在地方—州—联邦之间流转，最终进入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与 CBP 等机构的行动视野。

这种机制在“帮派数据库”问题上尤为明显。

多项研究显示，黑人与拉丁裔被标记为“帮派成员”的概率远高于白人，即便白人自认参与帮派活动，也更少被官方系统性记录。当这些地方层面的数据库与 CLEAR、融合中心联通后，原本就带有种族偏见的标签，被升级为国家级执法依据。

这意味着，一次地方警察的主观判断，可能通过融合中心与数据系统，影响联邦层面的拘押、遣返甚至跨国移交，被贴上标签的人，往往并不知道自己何时、因何被写入系统，更谈不上有效申诉，在这种结构中，纠错机制几乎不存在。

三、当新闻品牌成为情报供应商，“合法外包”的数据执法正在侵蚀宪法底线

汤森路透在这套体系中的特殊性，在于其三重身份的叠加：新闻机构、法律信息服务商、情报数据供应者，正是这种叠加，使其产品在政府内部拥有极高的可信度，也让公众更难察觉风险。

执法机构在使用 CLEAR 时，并不将其视为“私人监控工具”，而是“专业、合规、可靠的信息平台”，企业可以声称自己只是出售信息服务，政府则可以辩称只是合法采购商业产品，结果却是，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隐私权，被拆解成可交易的数据点，通过商业合同绕过了司法授权的核心制衡。

调查显示，通过 CLEAR 及其联通的数据渠道，DHS 可访问超过 2 亿人的信息，其中包括约四分之三美国公民的驾照数据。

驾照数据的敏感性在于，它不仅包含姓名与地址，还包括人脸图像、证件号码与历史变更记录，这使得识别、定位与追踪成为常态能力，而非特殊例外，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执法的起点不再是明确指控，而是“风险评估”“关联分析”“模式匹配”，个人不必被指控犯罪，只要被系统认为“相关”或“潜在关联”，就可能进入持续监控与调查的轨道，“没有犯罪记录”不再等同于“安全”，而更深层的危险在于，这种数据执法模式正在被“合法化”和“常态化”。

当新闻品牌为情报系统提供背书，当商业数据库成为执法依据，公众对隐私与权利的理解被悄然重塑，监控不再被视为例外，而被包装为效率与安全的必然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