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ICE执法重心转向社区 在逃逮捕人数创十余年新高
唐人日报12月29日讯：一组来自联邦政府内部的数据，清晰地显示出美国境内移民执法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根据《华盛顿邮报》对国土安全部数据的分析，随着特朗普政府全面推进遣返议程，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正逐步放弃长期依赖地方监狱的执法路径，转而将大量执法力量投入社区，在街头、住所周边和工作场所直接追踪并拘留移民。
图：Joshua Lott/华盛顿邮报
这一变化最直观的体现，是“在逃逮捕”数量的急剧攀升。数据显示，今年9月，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实施的在逃逮捕约为1.75万人，10月预计将超过这一水平。这一数字，远高于2011年10月以来任何一个月的记录。在此之前，单月在逃逮捕的历史高点出现在2023年1月，当时的数字为略高于1.15万人。
执法节奏的变化同样明显。《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显示，目前ICE每周实施的在逃逮捕数量，已经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同期的四倍以上。这并非短期波动，而是执法重心系统性转移的结果。
官方长期强调，执法目标集中在所谓“罪大恶极”的暴力罪犯身上。但政府数据呈现出更复杂的现实图景。自6月以来，在逃逮捕中被拘留的人群里，超过六成没有犯罪记录或未决刑事指控。这意味着，在遣返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越来越多此前并未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移民，被直接纳入拘留范围。
多名前国土安全体系的前官员指出，这种变化反映出执法“目标性”的弱化。与其说是在精准筛选高风险对象，不如说是在通过扩大覆盖面来完成不断上升的数字指标。白宫和国土安全部高层面临的压力并不隐晦——需要在短时间内交付可量化、可展示的执法成果。
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ICE局长的萨拉·萨尔达尼亚对此评价称，这种做法固然符合“遣返所有未经授权入境者”的职责表述，但从执法资源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更像是在消耗有限能力，而非高效使用。
这一轮策略转向始于今年6月。当月，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洛杉矶展开大规模行动，随后五个月内，ICE在全国社区实施的逮捕累计达到约6.78万人，是此前五个月总数的两倍多。与此同时，执法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发生在住所、工作场所、移民登记点及其他公共空间的拘留，占到当月逮捕总量的一半以上，社区行动由此成为主要路径。
这种路径选择，与白宫设定的目标高度相关。政府官员提出，希望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第一年完成100万次驱逐，而白宫副幕僚长斯蒂芬·米勒多次推动每日3000人的逮捕节奏。现实数据显示，这一目标仍然遥远。ICE单日逮捕的最高纪录出现在6月4日，当天拘留人数超过1900人，但总体趋势仍在持续加速。从6月到10月中旬，逮捕总量比政府执政前五个月增长约60%，其中9月有21天单日逮捕人数达到或超过1000人。
执法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风险和成本的重新分配。长期以来，ICE更常见的做法，是在移民因刑事案件被拘押或刑满释放后，在地方监狱或看守所内接管对象。地方执法机构通过指纹共享系统向联邦通报，ICE再提交拘留令，要求监狱最多延长拘留48小时。这种模式效率高、风险相对可控，对社区的直接冲击也较有限。
而社区抓捕则完全不同。移民专家指出，此类行动需要更多人力与经费，也更难预测。ICE自身也承认，社区逮捕“可能对公众构成危险”。当执法节奏被数字目标持续拉快，现场核验与程序性判断更容易被压缩为“先拘留、再核实”，由此带来的误差与冲突风险随之上升。
国土安全部方面否认执法范围正在无序扩张。发言人特里西娅·麦克劳克林在声明中表示，被ICE逮捕的移民中约七成在美国有犯罪记录或面临刑事指控，其中部分人在原籍国也有相关记录。她批评相关报道“操纵数据”，并强调执法部门正在针对谋杀犯、强奸犯、帮派成员和恐怖分子。
然而，《华盛顿邮报》通过公共记录申请获得的数据，将“犯罪记录”“面临指控”与“无记录”三类人群拆分后，呈现出不同结构。从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到10月15日，被拘留者中约36%没有犯罪记录，约30%仅面临指控而未定罪。另一份数据显示，在10月初至11月底期间，ICE拘留的约7.9万人中，近一半没有犯罪记录或未决刑事指控，而在有犯罪记录的人群中，近四分之一仅涉及交通违章。
移民政策研究所美国移民政策项目副主任朱莉娅·格拉特指出，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她表示，ICE确实在抓捕严重犯罪者，但在数量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执法范围不可避免地向更广泛的人群扩散。
图：国土安全部
从地理分布看，这一轮增长高度集中在大城市。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和芝加哥等地，连续数周出现高调执法行动，不少引发大规模抗议。联邦数据显示，哥伦比亚特区的逮捕增幅最大，6月至10月的逮捕人数比前五个月增长五倍。伊利诺伊州的变化同样显著，无犯罪记录者的逮捕人数在数月内增长两倍以上，其中包括芝加哥“中途岛闪电行动”等集中执法。
曾在拜登政府时期担任ICE幕僚长的杰森·豪瑟，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趋势背后的制度逻辑——当执法目标被设定为“尽可能多”，系统就会不断寻找更低的门槛。门槛降低，数字上升，而被改变的不只是统计曲线，还有社区对安全与确定性的感受。
当移民执法从相对封闭的监狱体系，走向街头与社区日常，问题已经不再只是“抓了多少人”。它关乎谁被卷入，风险被转移给谁，以及这种以数量为导向的路径，最终会在城市与社区中留下怎样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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