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人头 = 领经费？”联邦特工硬闯纽约避难所，庇护法沦为一纸空文！
唐人日报12月16日讯：一系列由收容所工作人员撰写、经《Gothamist》通过公共记录请求获得的官方事件报告，正在将纽约市推向一场尖锐的制度拷问：在没有司法搜查令的情况下，联邦移民官员是否已经越过法律红线，而纽约市的庇护体系，是否正在中期选举与政治压力之下出现系统性松动。
图：盖蒂图片社
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5月期间，联邦移民官员至少23次进入纽约市避难所，其中至少五起事件涉及进入私人区域或获取居民信息时未出示司法搜查令。更令人警惕的是，部分行动伴随着武装、蒙面和战术装备，被多名法律专家认为不仅违反纽约市庇护法，也可能触及美国宪法对“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明确禁止。
在4月16日的一起事件中，四名联邦警官“未经授权”尾随一名维修工人进入避难所。事件报告称，这些警官无视工作人员的询问，直接走向电梯，未提供姓名或警徽号码，并敲响一名居民房门，试图获取该居民的信息。工作人员当场拒绝配合。由于避难所具体位置在公开文件中被删去，纽约警察局表示，在不了解地点的情况下无法对此事置评。
这些事件报告均由一线工作人员在事发后不久撰写，并由市社会服务部保存。报告并未涵盖其他机构运营的紧急避难所，意味着现有披露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市政厅数据显示，目前约有31,600名移民居住在纽约市避难所，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近年来抵达美国、仍在等待庇护裁决的申请人。相比之下，2024年1月移民潮高峰期，这一数字曾高达69,000人，随后随着边境过境人数下降而回落。
法律层面的界限其实并不模糊。根据美国宪法及长期法院判例，执法人员进入私人区域，必须持有司法令状或获得占有人许可。纽约市庇护法同样明确禁止市政府人员或资源被用于联邦移民执法，除非存在极少数例外情况。地方法律通常也禁止市政府员工向联邦移民官员分享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姓名、伴侣状况以及现任或前地址。
正因如此，卡多佐法学院移民法教授、庇护法起草人之一彼得·马科维茨在审阅这些事件后直言“令人担忧”。他指出，负责在前线维护城市权利的工作人员“明显准备不足”，而事件数量之多，已无法简单归因于偶发失误。马科维茨警告，如果不加强安保和制度防火墙，联邦官员绕过程序进入避难所的情况将成为常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似乎不受法律约束、正在不断试探底线的机构。”
纽约市立大学法学院移民法教授塔利亚·佩莱格的评价更为直接。她认为，2月20日发生的武装逮捕事件，以及多起程序失误，表明现行庇护法在现实执法压力面前仍显不足。“法律没有足够的法律，”她说。这句话背后，是对制度执行力而非文本本身的质疑。
更具争议的是，这23次联邦移民官员进入避难所的记录，全部未出现在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编制的季度必备报告中。该报告原本用于披露所有州和联邦执法机构向市政府请求协助移民执法的情况。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回应称，由其办公室与市法律部门最终决定哪些事件纳入报告，但拒绝解释具体筛选标准。佩莱格指出，这种选择性记录，“引发了对城市庇护法律缺乏有效监督的严重担忧”。
对于一线工作人员的失误，法律援助协会无家可归者权利项目律师乔什·戈德芬将部分责任指向亚当斯政府今年1月发布、随后又修改的内部指导意见。他直言该指导“充其量令人困惑”，在实际操作中反而削弱了庇护法的边界。市社会服务部对此并不否认，发言人Neha Sharma承认，相关问题源于“旧指导造成的系统性脆弱性”。
今年1月中旬，市政府曾向避难所运营方发放备忘录，指示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感到合理威胁或担心自身或他人安全”时，允许移民官员进入。这一模糊表述在公众舆论中引发强烈反弹，随后市法律部门于2月发布了更新版流程图，明确要求核验司法令状。多份事件报告显示，新指导生效后，工作人员已成功拒绝多起未持司法令的联邦官员进入请求。
“功劳应归于真正站在前门的工作人员，”戈德芬说，“他们被要求执行庇护法，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社会服务部表示，2月以来已为400多个避难所的项目主管、社会工作者和保安人员提供系统性培训，并对每一次程序失误进行复盘。
然而，若仅将问题归咎于“培训不足”，显然无法解释全部现象。多名法律观察人士私下指出，这一波密集执法行动，很难脱离当前的政治时间表来理解。中期选举压力下，联邦移民执法体系对“数据”的渴求，正在压倒程序本身。抓到人，就意味着有记录；有记录，就意味着“干了活”；有数据，既可以向上交差，也可能与资源、预算甚至利益分配挂钩。至于后续是否释放、是否违法，反而变成了可以延后的问题。
在这种逻辑下，移民局面谈、移民法庭流程乃至市政避难所，都被视为潜在的“数据入口”。先抓人、再处理，成了一种默许的操作顺序。是否合法，是否越权，往往留给事后去讨论。
这正是这份报告最危险的信号所在：问题不只是某几次执法是否合规，而是一种“数据优先、程序靠后”的执法取向，正在通过压力测试，侵蚀纽约市庇护制度的底层逻辑。如果地方政府在这种压力下持续退让，那么所谓的“庇护城市”，最终可能只剩下一个政治标签，而不再具备实际保护能力。
当武装联邦特工可以在没有司法令的情况下进入避难所，当关键执法记录可以被排除在官方报告之外，这场博弈早已超越个案。它正在逼问纽约市乃至全美：在选举周期与执法绩效的双重挤压下，法律的边界，究竟还能守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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