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将行使特赦权“保护击杀美国公民”的ICE特工

川普扬言特赦“杀害美国公民的 ICE 特工”：总统赦免权的边界，与明尼苏达州不可逾越的法律防线

近日，围绕明尼苏达州 ICE 执法人员射杀美国公民的案件，美国政坛再度掀起巨大争议。

总统 Donald Trump公开放话称：如果联邦法院判决涉案 ICE 特工有罪，他将行使总统特赦权。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强烈反弹，因为它不仅触及执法暴力与公民生命权的核心问题，更直接挑战了美国宪法中关于联邦与州司法权分立的根本原则。

但在法律层面，一个关键事实被许多政治表态刻意回避：如果该案在明尼苏达州法院被起诉并定罪，总统根本无权赦免。

这一点，不是政治立场问题，而是美国宪政结构中极为清晰、不可跨越的红线。

一、川普的表态意味着什么？——不是“同情执法”，而是对司法的直接介入

川普的言论并非简单的竞选姿态，而是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政治信号：只要执法人员是在“移民执法”的语境下杀人，即便对象是美国公民，也可能得到总统的政治庇护。

在其支持者叙事中，这被包装为“保护前线执法人员”；但在法律界看来，这种表态实质上是在向执法系统释放一个危险信号——刑事责任可能被政治权力抵消。

更关键的是，川普的说法刻意使用了“如果联邦法院判有罪”这一前提，却回避了另一个更现实的路径：明尼苏达州完全可以、也极有可能以州法对该 ICE 特工提起刑事指控，一旦如此，所谓“总统特赦”，在法律上将彻底失效。

二、总统赦免权的真实边界：只存在于“联邦罪行”之内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总统拥有“对违反合众国法律的罪行给予赦免或减刑的权力”。

这句话在法律实践中有一个极其明确的解释：

总统只能赦免联邦罪行（federal offenses），无权干预任何州法院的刑事判决。

这不是学术争议，而是两百多年来反复被确认的宪法常识。

也就是说：

✔️ 如果 ICE 特工仅被联邦检方起诉、仅因联邦刑事罪名被定罪，总统理论上可以赦免；

❌ 如果 ICE 特工被明尼苏达州检察官起诉、因违反明尼苏达州刑法被定罪，总统完全无权赦免。

总统的赦免权，在州法院面前，不存在。

三、为什么明尼苏达州可以绕开总统？——美国“双重主权”原则

理解这一点，必须回到美国司法体系的核心结构：双重主权（Dual Sovereignty）。

在美国：

联邦政府拥有一套独立的刑事司法体系；
各州同样拥有完整、独立的刑事司法权；
同一行为，既可能违反联邦法，也可能违反州法。

这意味着，一个人即便因同一事件：

在联邦法院被起诉、被赦免；
仍然可以在州法院再次被起诉、审判、定罪并服刑。

这不是“重复审判”，而是宪法允许的制度设计，对此，最高法院多次确认：

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主权实体，各自有权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只要明尼苏达州选择以州法起诉，总统的任何赦免都无法触及州判决。

四、ICE 特工不是“司法豁免体”：联邦身份不等于免死金牌

川普支持者中存在一种极具误导性的说法：

ICE 是联邦机构，其特工的执法行为应当只由联邦层面处理。

这是错误的。

现实中，无数联邦执法人员曾因暴力执法，在州法院被起诉、定罪并服刑。

只要行为发生在州境内，只要构成州法所定义的犯罪，州政府就拥有完整起诉权。

换句话说：

ICE 特工在明尼苏达开枪；
受害者是明尼苏达州居民、且是美国公民；
行为发生在非战时、非军事管辖状态；

那么，明尼苏达州对“杀人”这一行为拥有最直接、最坚实的司法管辖权。

五、为何“州起诉”在政治上尤为关键？

正因为总统无权干预州判决，近年来，越来越多州检察官在涉及执法暴力的案件中，刻意选择州法路径，以避免案件被政治权力“抽走”。

在明尼苏达，这种传统尤为明显。

无论是针对地方警察，还是联邦执法人员，只要造成平民死亡，州层面的刑事追责都被视为维护地方司法尊严的底线。

如果此次 ICE 枪杀案最终由州法院定罪，其意义将不仅是一个刑事结果，而是一次制度性的宣示：

联邦执法身份，不能凌驾于州刑法与公民生命权之上。

六、川普言论的真正危险性：不是“赦免”，而是“提前威胁明州”

即便不考虑法律可行性，川普的表态本身，也已产生严重的现实影响。

当一名政治人物公开表示，愿意赦免“杀害美国公民的执法人员”，其效果并不是为司法程序提供保障，而是：

削弱陪审团对“独立裁决”的信心；
向执法系统暗示，致命暴力可能被政治力量兜底；
对受害者家属和公众造成二次伤害。

在法治社会中，最危险的不是赦免本身，而是对赦免的提前许诺，因为它会在案件尚未审理前，就对责任作出政治定性。

七、如果定罪发生在联邦法院，赦免是否“理所当然”？

即便退一步，假设案件仅在联邦法院审理，川普所谓的“赦免承诺”也并非毫无争议。

原因在于：

ICE 的用枪政策明确限制对平民、尤其是对行驶车辆的射击；
司法部政策要求“致命武力为最后手段”；
若构成故意或过失杀人，赦免将被视为政治干预对宪法权利的侵蚀。

历史经验表明，总统赦免在“杀人案件”中极为罕见，且往往伴随长期的政治反噬。

八、结语：真正的防线，不在白宫，而在州法院

川普的言论，更多是一种政治姿态，而非法律现实，真正决定这起案件走向的，不是总统的嘴，而是：

起诉权是否掌握在明尼苏达州手中；
陪审团是否基于证据独立裁决；
州法院是否坚持对执法暴力“零特权”的原则。

只要案件最终在州法院定罪，任何总统——无论是川普，还是其他人——都无权赦免。

这正是美国联邦制度设计的初衷：

当联邦权力可能失守时，州司法成为最后一道防线。

而明尼苏达，正站在这道防线的最前沿。

一、从“执法争议”到“恐怖袭击”：定性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长文，声称已观看明尼阿波利斯事件视频，并断言涉事女性为“职业煽动者”，驾驶车辆的女子“有组织、有预谋地暴力冲撞 ICE 特工”，并直接将枪击描述为“正当防卫”。

与此同时，他将事件整体上升为“激进左翼针对执法人员的日常攻击”，并呼吁社会“必须站在执法者一边”。

万斯随后表态，强调政府“将全力支持 ICE 特工”，并将任何反对、抗议、曝光行为描述为“激进分子对国家机器的攻击”。

诺姆则在公开场合进一步推进这一叙事，称“有人正在被训练，把车辆当作武器”，并直接使用“国内恐怖主义”这一高度敏感的政治与法律概念。

在正常法治程序中，这样的定性本应出现在检方起诉书或法院判决中，而不是出现在政治人物的社交媒体或新闻发布会上，但在这一事件中，政治定性先于法律定性，恰恰说明：“恐怖袭击”并不是一个法律判断，而是一个政治工具。

二、“恐怖袭击”四个字，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恐怖主义”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修辞词，而是一种具有明确法律后果的指控。它意味着：

第一，行为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攻击，而非个体冲突；

第二，执法人员使用高度武力将更容易被正当化；

第三，相关调查、起诉、拘押和信息封锁都可以获得更大的权限；

第四，公众讨论的空间将被压缩，质疑者更容易被贴上“为恐怖分子辩护”的标签。

因此，一旦事件被成功框定为“恐怖袭击”，问题就不再是“ICE 是否用枪过度”，而是“国家如何反击暴力极端主义”。叙事的重心被彻底转移。

三、为什么是现在？——政治周期决定了定性方向

特朗普正处于高度政治动员期。移民、治安、暴力、执法人员安全，是其最核心、最稳定的动员议题之一，任何可能削弱“强硬执法正当性”的事件，对他而言都是政治风险。

如果这起明尼苏达事件被社会普遍理解为“ICE 执法过当”“联邦特工对平民用枪失控”，那么：

ICE 的合法性将被质疑；
联邦强力执法路线将被削弱；
其“恢复秩序”“铁腕治安”的政治叙事将出现裂缝。

在这种背景下，将事件迅速定性为“恐怖袭击”，几乎是唯一可行的政治应对方案。不是因为证据已经充分，而是因为政治上不能允许出现另一种解释。

四、万斯与诺姆：不是附和，而是政治性绑定

万斯与诺姆的表态，看似是对特朗普的呼应，实则是对同一政治结构的服从。

万斯近年来不断强化“国家被内部敌人破坏”的叙事逻辑，将移民、抗议者、记者、监督者一并纳入“激进威胁”的框架之中，在这一逻辑下，ICE 不再只是执法机构，而是“国家秩序的前线”。只要前线受到挑战，就必须被无条件支持。

诺姆则代表着更具体的制度层面。

她的发言并非竞选口号，而是为联邦执法体系提供政策合法性背书，当她声称“有人被训练使用车辆作为武器”时，其真正含义并不是事实陈述，而是为更高强度执法、更多军事化部署铺设舆论与行政基础。

问题在于，政治叙事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法律事实。

根据美国司法部 2022 年更新并生效的《使用武力政策》，执法人员向行驶中的车辆开枪，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政策明确指出：不得仅为阻止车辆逃离而开枪，除非车辆本身构成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且不存在任何可行的避让、防御或撤离方式。

此外，恐怖主义的法律认定，通常需要证明明确的政治动机、组织性、持续性，以及对公众或政府施加恐惧的意图。单一事件、个人行为、混乱冲突，远不足以自动构成“恐怖袭击”。

也正因如此，特朗普等人的表态刻意回避了法律细节，而强调“我看了视频”“显然如此”“大家都知道”。这是典型的政治语言，而非司法语言。

五、提前定性，真正的作用是什么？

提前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至少产生三重效果：

第一，为涉事 ICE 特工构筑“政治防护墙”，在陪审团、检察官、公众舆论层面形成心理压力；

第二，将受害者迅速去人化，使其从“可能被不当射杀的公民”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符号”；

第三，为未来可能的赦免、撤诉或不起诉提供道德与舆论铺垫。

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会进一步放话称，如果联邦法院判决 ICE 特工有罪，他将行使总统赦免权。政治定性与赦免承诺，本质上是同一套逻辑的前后两端。

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州法院不受控制

无论政治叙事如何铺陈，一个无法被政治语言抹去的现实是：如果案件在明尼苏达州法院被起诉并定罪，总统无权赦免。

州法层面的杀人罪、过失杀人罪，与联邦赦免权之间存在一道宪法级别的防火墙，这正是美国联邦制度设计中，为防止权力滥用而设置的最后防线。

也正因为如此，政治人物才更急于在案件初期完成“恐怖袭击”的定性——他们希望在案件进入州法轨道之前，就将其彻底包裹进“国家安全叙事”之中。

结语：

特朗普、万斯和诺姆的言论，并非基于证据的冷静判断，而是一次高度一致的政治行动。

他们所做的，不是解释发生了什么，而是规定公众应该如何理解发生了什么。

将明尼苏达 ICE 枪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不是因为法律已经得出结论，而是因为在他们的政治价值体系中，执法权力不能被怀疑，国家暴力不能被追责，秩序叙事必须优先于个体生命。

但法律的存在，正是为了抵抗这种“必须如此”的政治逻辑，无论政治人物如何高声定性，真正决定这起事件性质的，仍然只能是证据、程序和法院判决。

当“恐怖袭击”成为一种政治标签而非法律结论时，它真正暴露的，不是威胁的程度，而是权力对失控问责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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