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出生公民权？法学教授贴脸喊话川普团队——“不叫的狗”

如果某个问题在历史上本应频繁被质疑，却从未引发争议，那么这种“沉默”本身，就构成了对当时共识的有力证据。

“不叫的狗”与出生公民权之争：一篇学术论文如何撕开特朗普行政令的法律裂缝

唐人日报1月6日报道

近日，一篇发表于《Georgetown Law Journal Online》的法律论文，在美国宪法与移民法领域悄然引发震动，论文标题颇具隐喻意味——《不叫的狗：在国会任职的资格和对公民身份条款的原始理解》，作者阿曼达·弗罗斯特与艾米丽·伊森试图用一条冷门却极具杀伤力的证据链，回应Donald Trump政府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的核心主张。

这篇论文并未沿用常见的路径去反复争论第十四修正案的文字含义或最高法院判例，而是将目光投向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历史现场——重建时期国会内部对“谁是美国公民”的实际理解和操作方式，从而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如果特朗普政府今天所宣称的出生公民权限制真的是宪法的“原始理解”，那么在十九世纪最政治化、最激烈的年代，这只“狗”为什么从未叫过。

论文写作的直接背景，是特朗普在2025年1月20日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宣称，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身份条款“从未打算”赋予非法移民或临时居留者在美出生子女以公民身份，这一说法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诉讼和学术争论，也迫使行政机构开始准备一套全新的身份审查逻辑。

按照行政部门随后披露的执行思路，未来凡是在美国出生的人，都可能需要提供父母在其出生时“合法居留并在美国定居”的可接受证据，否则其公民身份将受到质疑，这意味着出生地原则不再是决定性标准，而父母身份成为新的门槛。

弗罗斯特与伊森认为，正是这一转向，使得“原始理解”成为争论焦点，而她们选择的切入口，并非抽象理论，而是历史事实中最难回避的一环——国会议员资格。

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众议员和参议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并同时赋予国会自行裁决议员资格的权力，在十九世纪，这一机制并非摆设，而是被频繁使用，尤其是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几乎每一届国会都伴随着大量关于当选资格的挑战。

作者系统梳理了第三十九届、第四十届和第四十一届国会，也就是1865年至1871年间的全部584名议员，通过档案、族谱、移民记录等多种来源，追溯这些议员的家庭背景，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按照特朗普政府今天对出生公民权的解释，这些议员中是否有人本不该被视为美国公民。

研究结果令人意外又意味深长，作者发现，至少有十几名议员，其父母在其出生时并非美国公民，甚至有些人在父母抵美仅几年后便出生，若套用当下行政命令的逻辑，这些人的公民身份都将是“可疑的”。

然而，更关键的并非这些“可疑案例”的存在，而是历史记录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在那个政治高度对立、对议员资格审查极为严苛的年代，没有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记录显示，有人曾因这些议员父母的移民身份而质疑其公民资格。

正是这种“缺席”，构成了论文标题中“不叫的狗”的隐喻，在柯南·道尔的经典推理中，不叫的狗本身就是证据，而在这篇论文中，缺乏对出生公民身份的挑战，恰恰成为理解宪法原意的关键线索。

作者指出，在重建时期，国会成员的资格经常因叛乱、忠诚度、居住年限等问题遭到挑战，政治环境极度紧张，如果出生公民权真的取决于父母身份，那么在如此频繁的资格争议中，这一问题不可能完全被忽略。

论文进一步指出，原教旨主义宪法解释强调“原始公众理解”，即文本在起草和批准时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含义，而国会资格争议，正是当时“公民”一词最常被公开检验的场合，如果当时的公众和立法者真的认为父母身份决定子女公民权，那么这种理解理应在这些争议中留下痕迹。

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在大量档案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有人询问过这些议员父母在孩子出生时的移民身份，更不存在要求提供类似“合法居留证明”的做法。

论文还指出，这种历史沉默并非偶然，而与十九世纪移民现实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美国几乎没有系统化的移民登记制度，国家层面的移民限制极少，记录零散且不完整，即便在今天，试图追溯某位十九世纪移民在某一具体日期的法律身份，都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作者坦言，她们在研究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动用现代数据库和档案资源，也往往只能确认移民抵达美国的年份，甚至连是否曾违反当时的州级限制，都无法得出确定结论，而这种研究本身的困难，正是对特朗普政府新解释的一种反证。

如果连现代学者在技术条件如此发达的情况下，都难以完成这种身份确认任务，那么很难想象，在第十四修正案批准时，人们会认为美国公民身份建立在如此复杂、繁琐、几乎无法核实的事实判断之上。

论文的结论因此显得格外直接，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出生公民权限制，不仅缺乏历史实践的支持，而且与宪法原始理解背道而驰，它将一个原本以出生地为核心的简单规则，重塑为一个高度依赖父母身份、文件和行政裁量的复杂体系。

这一学术观点的现实意义，远不止于课堂讨论，当前围绕出生公民权的多起诉讼，正在联邦法院推进，行政部门也已开始在护照、社会安全号码和移民文件中酝酿新的审核标准，而这篇论文，为挑战这些做法提供了一套极具说服力的历史论证。

对于移民家庭而言，这场争论并不抽象，一旦出生公民权不再自动成立，新生儿的身份可能在出生时就被置于不确定状态，父母的移民历史将被反复审查，任何缺失或模糊之处，都可能成为否认公民身份的理由。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篇“不叫的狗”论文所揭示的，并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而是宪法解释方法本身的张力，当行政权力试图以“原意”为名，重塑长期稳定的制度安排时，历史的沉默有时比历史的喧哗更具力量。

唐人日报将持续关注出生公民权相关诉讼的进展，并提醒读者，在当前政策环境下，围绕身份的法律争议，正在从边缘议题走向宪法核心，而这只曾经“不叫的狗”，或许正在成为改变争论走向的关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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