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胜诉！中国女性免于被 ICE 驱逐

唐人日报1月5日讯：在202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纽约南区联邦法院（SDNY）的一纸紧急命令，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性移民带来了短暂的喘息，这起案件发生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移民执法趋严的背景下，凸显了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作为最后救济手段的重要性。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50多岁的中国女性，她于2006年进入美国，已在美国生活近20年，根据法庭文件，她“基于信息和信念，没有犯罪记录”，过着低调平凡的生活。

然而，一切在2025年12月30日骤变。那天，她前往纽约的一处国土安全部设施采集生物识别信息——这本是许多长期居留移民的例行程序，却意外触发了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拘留行动。她当场被捕，理由未在公开文件中详述，但很可能与特朗普政府加强内陆执法、针对旧入境记录的驱逐政策有关。

图：inner city press

被拘留后，她面临立即转移并驱逐的风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ICE频繁将拘留者从纽约转移到偏远州如路易斯安那或得克萨斯等拘留中心，以加速驱逐程序，这种“转移策略”往往剥夺当事人接触律师、家人和本地法庭的机会，制造事实上的驱逐障碍。

许多移民权益组织称，这是一种规避纽约等“庇护城市”司法审查的手段。

时间紧迫，新年除夕下午6:20，这位女性——法庭文件中暂未披露全名，我们暂称她为江女士——通过律师提交了人身保护令请愿，这是一种宪法保障的古老救济机制，允许挑战非法或任意拘留，要求政府解释拘留合法性。在移民案件中，它常用于阻止转移或要求释放，尤其当行政救济（如移民法庭保释听证）被延宕或拒绝时。

案件迅速分配给联邦地区法官阿伦·苏布拉马尼安（Arun Subramanian）。这位法官以高效处理紧急事务闻名，当晚11点——除夕夜的尾声——他签署了临时禁令，命令明确禁止被告（ICE官员，包括名为Genalo的拘留负责人）将江女士转移出纽约南区、纽约东区或新泽西区，除非事先获得法院批准。法官指示法院书记官立即将命令转交司法部，确保执行。

这一决定虽非最终释放，却至关重要——它冻结了ICE的转移计划，让江女士留在纽约附近设施，便于律师会见、收集证据，并继续挑战拘留合法性。

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类似人身保护令在SDNY频频出现，成为移民律师对抗大规模驱逐的利器。背景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移民法官人数锐减、保释听证受限，许多无犯罪记录的长期居民突然面临驱逐。纽约南区法院已成为战场，一些法官倾向要求ICE提供正当程序，另一些则强调当事人先穷尽移民法庭救济。

江女士的案件，体现了这种司法分歧。法官苏布拉马尼安的快速干预，属于支持一方：他认可转移将造成不可逆伤害，违反正当程序权。命令中强调“特定救济授予如下”，显示法官权衡了紧急性与政府利益。

移民权益组织对这类案件的评价，一贯尖锐而坚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资深律师Eunice Cho在类似案件中表示：“ICE不能在不人道的条件下拘留人，这违反宪法”，她强调纽约的拘留设施往往拥挤、缺乏医疗和律师访问，转移更像“惩罚性流放”；纽约法律援助团体（NYLAG）的移民保护部门主任Melissa Chua指出，“非公民在走廊被抓后，被关在临时牢房数天，然后送往外州，往往无法联系律师，这破坏了正当程序”；纽约移民联盟（New York Immigration Coalition）的总裁Murad Awawdeh称，这样的案件是“大规模驱逐议程的受害者”，呼吁法院继续打击ICE的“非法拘留”；移民辩护项目（Immigrant Defense Project）的执行主任Yasmine Farhang补充，“这起除夕夜的胜利，提醒我们庇护城市的价值，但ICE的转移策略仍在威胁社区稳定”。这些组织视江女士的暂缓为小胜，却警告类似拘留激增，将导致更多家庭破碎。

从律师和志愿者的视角，这起案件更像一场情感与法律的拉锯。移民律师Rebecca Schreve在类似转移案中感慨：“转移是毁灭性的，他们被半夜装上飞机，不知身在何州，这摧毁了律师-客户关系”；志愿者Natasha Phillips，一位长期在加州-墨西哥边境提供援助的律师，描述道：“拘留设施孤立，转移让当事人远离支持网络，造成心理创伤，我们常常在电话中听到哭喊，却无力阻止”；在纽约的志愿项目中，一位不愿具名的移民律师分享，“像江女士这样的案子，我们必须在数小时内行动，提交habeas请愿是唯一武器，但ICE的随意性让人绝望——一个生物识别采集，就能毁掉20年生活”。

这些视角揭示，拘留不只关乎法律，还涉及人性：志愿者们目睹家庭分离、疾病传播，却坚持提供培训和模板，帮助像江女士这样的当事人争取权利。

Inner City Press的Matthew Russell Lee长期跟踪SDNY移民案件，他指出类似请愿在除夕夜提交并获批，反映了法院值班机制的有效，也暴露了ICE执法的随意性，Lee在报道中提到，SDNY近期出现两条判例线：一些法官（如卡斯特尔和科尔特尔）要求当事人先在移民法庭穷尽救济；另一些（如法伊拉法官）倾向直接释放或禁止转移，江女士的案件，加入了后者阵营。

这位中国女性的人生轨迹，虽未在文件中详述，却令人感慨：她2006年入美，或许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在纽约落地生根近20年。没有犯罪记录，意味着她可能缴纳税收、养家糊口，却在例行程序中突遭拘留。特朗普时代的移民政策，强调内陆执法和快速驱逐，无犯罪老移民也难幸免。生物识别采集，本是为更新记录，却成了触发旧案的导火索。

人身保护令的胜利，虽只是暂缓，却点亮希望。它提醒人们，宪法权利适用于所有人，无论国籍或身份。在2026年驱逐风暴中，这样的个案如星火，照亮无数类似家庭的抗争之路。

江女士的故事，还在继续。法庭将进一步审理是否释放她，或要求ICE举行保释听证，无论结果这起除夕夜的紧急请愿，已成为移民权益史上的小小缩影——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用法律守护了自己的暂留权。

在更广阔背景下，2025年底SDNY处理了多起类似habeas案件，许多针对ICE拘留条件或转移实践，权益组织报告，特朗普政府政策导致人身保护令请愿激增，成为律师最后的防御线。江女士的胜出，不仅是个体胜利，也反映司法在权力与权利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SDNY 两条判例线的真正分歧

什么是“穷尽救济”？它对移民意味着什么

近期，纽约南区联邦法院（SDNY）在人身保护令案件中逐渐显现出两条不同的裁判路径。一些法官要求被 ICE 拘留的当事人先在移民法庭“穷尽救济”，而另一些法官则选择直接介入，禁止转移甚至下令释放。这种分歧并非技术性差异，而是对人身自由与程序优先级的不同理解。

一、什么是“穷尽救济”

“穷尽救济”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一项程序性门槛。

其核心含义是：当事人在请求联邦法院介入之前，是否已经使用完移民系统内部所有可用的救济渠道。

在移民拘留语境中，所谓“内部救济”通常包括：

是否向移民法官申请过保释
是否请求过拘留复审或 custody redetermination
是否向移民上诉委员会（BIA）提出过相关请求
是否仍存在尚未用尽的行政程序路径

如果这些程序尚未完成，一部分联邦法官会认为案件“尚未成熟”，从而拒绝实质介入。

二、穷尽救济在 ICE 拘留中的现实风险

在理论上，穷尽救济强调程序秩序。

但在 ICE 的实际执法节奏下，这一原则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现实情况是：

ICE 的拘留与转移速度，远远快于移民法庭的排期
很多当事人被拘留后数日内即被转往外州
而移民法庭的首次听证往往排在数周甚至数月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穷尽救济，实际上可能意味着：在程序尚未完成前，人已被转移或案件已失去现实救济意义。

三、第一条判例线：要求先穷尽救济的法官立场

以卡斯特尔法官、科尔特尔法官为代表的判例线，强调联邦法院应保持克制。

其基本逻辑是：

移民拘留属于行政体系范畴
联邦法院不应成为第一道救济渠道
当事人应先使用移民系统内部程序

在这一路线下，法院往往要求：

先回到移民法庭
先申请保释或拘留复审
待行政程序用尽后，再考虑联邦法院介入

四、这一立场对移民当事人的实际影响

在现实操作中，这条判例线通常带来以下结果：

难以获得紧急禁止转移的保护
ICE 拥有更长的时间窗口实施转移
案件在行政程序尚未结束前即可能失去意义
即便存在明显程序问题，法院也可能选择不介入

这是一种以制度完整性优先、个人紧急风险靠后的裁判逻辑。

五、第二条判例线：直接介入、禁止转移或释放

另一条判例线，以法伊拉法官为代表，采取了不同的判断起点。

其核心观点是：

当拘留本身可能构成宪法问题时
联邦法院无需等待行政程序完全走完

在这一路线中，法院更关注：

人身自由是否正在被即时侵害
程序拖延本身是否已造成不可逆损害
宪法审查是否应当先于行政完结

因此，法院更倾向于：

立即禁止 ICE 转移当事人
要求政府说明拘留的合法性
在适当条件下直接下令释放

六、这一立场对移民意味着什么

在该判例线下，当事人通常能获得：

拘留初期的紧急司法保护
避免被快速转移至律师难以接触的辖区
案件保留在可被持续审查的法院范围内
为后续移民程序争取真实而非名义上的时间

这是一条以人身自由和宪法权利为优先考量的裁判路径。

七、两条判例线的本质分歧

两条路径的差异，并非法律理解错误，而是价值排序不同。

核心问题	穷尽救济派	即时介入派
优先保护	行政程序完整性	宪法人身自由
法院角色	最后把关者	即时守门人
对 ICE 的态度	克制介入	高度审慎
对时间的理解	时间中性	时间本身即可能造成伤害